帝王也是普通人，受環境或因素的影響，有一些娛樂愛好，亦在情理之中。但帝王又非尋常人，他擁有無上的財力，承擔最重的社會責任，如果對自己的誌趣不加節製，勢必荒怠朝政，同時，由於他個人的誌趣取向帶有明顯的導向性，也會把整個社會風尚引向非常態的地步，社會發展也會失去平衡。南朝梁武帝蕭衍、南唐後主李煜、宋徽宗和明熹宗都是走火入魔型的皇帝。像梁武帝，雖為帝王，卻心儀佛門，他不顧江山，不務軍政，數次棲身同泰寺。由於一心事佛，他崇尚文雅，刑法簡陋，對犯罪行為給予了極大的寬容和憐憫，導致社會秩序混亂。皇帝帶頭崇佛，全國上下更是掀起信奉佛教狂潮。寺院猛增，佛徒日眾，在梁武帝時，佛教達到南朝的極盛時期。唐人杜牧有詩句形容當時佛教盛況空前，“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
南唐後主李煜，“精究六經，旁縱百氏”，善詩詞、精書畫、通音律，身邊簇擁著南唐文人韓熙載、馮延巳、李建勳、徐鉉等。他喜好“悁心誌於金石，泥花月於詩騷”的文人雅士生活。他的書法自創金錯刀、攝襟書和撥鐙書三體；畫山水、墨竹、翎毛，皆清爽不俗；通曉音律；曾與昭惠周後審訂《霓裳羽衣曲》殘譜，世人譽其為中國文學史上“最美麗、最風流、最多才、最能愛”的文人。無論是登基前後，李煜都沉溺其中，不能自拔。他酷愛下棋，拒絕召見大臣。他沉醉於兒女私情中不能自拔。他崇信佛事，供養僧侶萬餘眾，就在金陵城被圍困時，他仍在宮中與道士和尚大談佛道，直到淪為俘虜才如夢初醒。
宋徽宗有著像李煜一樣的愛好，也重複著詩文誤國的故事：集書法家、畫家、教主道君、詩人、蹴鞠愛好者於一身，卻忘記了自己首先是一位億萬人民的君主。角色的錯位，導致徽宗治理下的宋朝日益衰落。皇帝為了自己的愛好窮奢極欲、大興土木、濫用民力。朝中腐敗黑暗、奸臣當道、結黨營私。廣大老百姓，生活極端困苦，不堪重負，民變不斷、義軍蜂起。唐後主和宋徽宗，都成了敵國的階下囚，都客死他鄉，不能不發人深省。所以，到明朝時，張居正看到萬曆皇帝鍾情於書法藝術，馬上停止了他的書法，以防止其過於專注其中，實為避免重蹈覆轍。盡管如此，明廷內畸形的生活空間還是促生了另一位走火入魔的“木匠”天子明熹宗。
另類帝王的行為是形形色色的，上述類型的劃分隻是側重於帝王某一個方麵的特征，是為了評述的方便而進行粗略歸納。比如，有的帝王因為自己的角色錯位成了亡國之君，昏童沒有來得及清醒明白就做了階下囚等，他們既是走火入魔型，也是昏童型或亡國型。麵對這些令人痛心疾首的另類舉止，我們思考得更多的則是這些帝王的另類行為產生的原因到底在哪裏？
朱星先生在《中國皇帝評論》中，把皇帝的特權概括為四個方麵：一是最大占有，即凡在其武力統治區內的一切都屬於他，也是《詩經》上說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或者說是人們常說的“家國天下”，天下乃一人之下，一姓之天下。二是最大的權力，即帝王對他所管轄的地區、甚至是想象中的地區，擁有一切支配權，不需要任何理由地占據，可以隨便殺人，哪怕是他的妻子父母。三是最高的榮譽，曆史上勞動人民創造的成就都記在他一人名下。四是最大的物質享受，即帝王的衣、食、住、用、行等，當然還包括性的滿足，一定是全國最高、為所欲為的等級。
換言之，在古代中國，帝王擁有至高無上的特權，正是種種特權渲染了他們的另類行為。權力是人民賦予的，隻有對權力加強監督和約束機製，才能有效地避免權力的濫用，防止私欲的膨脹。好喝、好睡、好吃、好玩、好鬥、好遊、好色等是人性中潛在的私欲。帝王的另類舉止，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人性醜惡的一麵在作怪，沒有了約束與抑製，私欲就會迅速膨脹，殘暴、虛榮、好奇、獵奇等就會應運而生。
我們分析了20位“另類”帝王的人生曆程，不難發現：每一位帝王的另類行為都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其背後都有著複雜而真實的曆史背景。他們的另類舉止，既是荒誕的，也是真實的。
滄海桑田，緣於不經意間的細流沙沉。防止人性私欲的劇激膨脹，就需要防微杜漸。王陽明講，人性皆有陰陽善惡，與其暴露其醜，毋寧張揚其善。從道德層麵上講，棄惡揚善，人有惡欲並不可怕，隻要不斷提高自身的修養，就可以驅除邪念。從製度和法律層麵上講，還要通過有效的製度和法律約束製度，把邪惡消滅在萌芽狀態。
今天，曆史的車輪早已碾過了“家天下”的時代，然而，曆代帝王的荒唐言行舉止，他們的人生經曆所揭示的教訓，足以警示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