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宗愛新覺羅，旻寧
躬行節儉力戒奢靡
嘉慶二十五年（182O）夏秋之交，京城氣候格外悶熱，令人煩躁難忍。旻寧侍奉年過花甲的父皇巡幸熱河避暑山莊。嘉慶皇帝年老多病，原想巡幸熱河，暫避朝廷繁重公務和京城燥熱的天氣，好好靜養一番，待秋涼後回京。不意到了避暑山莊，竟是頭暈眼花，渾身發熱，生起病來。旻寧日夜衣不解帶，寸步不離，小心服侍，誠心禱告上蒼保佑父皇早日康複。無奈天限難過，七月二十五日，嘉慶皇帝不顧皇子及隨扈王大臣們呼天搶地悲哭嚎陶，離開了人世。
國不可一日無主，嘉慶皇帝病危時曉諭眾臣謂：“朕早於嘉慶四年遵照祖製，親書‘立皇次子旻寧為皇太子‘字樣，裝匣密封，藏於京城乾清宮‘正大光明‘匾額之後，現朕疾勢將不起，著即傳位於皇太子旻寧”。嘉慶歸天後，熱河隨扈王大臣們即遵旨擁立旻寧即皇帝位。旻寧以恭奉大行皇帝梓棺回京，暫緩登極，直至回到京師，一切安頓就緒，始於八月二十七日在太和殿即皇帝位，頒詔天下，以第二年為道光元年。
道光登極君臨天下，很想有一番作為，以規複“康乾盛世”舊觀。可此時的大清王朝百弊叢生，要振興祖業，當從何入手？思來想去，念及乾、嘉兩朝東征西討，南巡北幸，耗盡了資財，而宗室貴族、皇親國戚，率皆腐化奢靡，祖宗入關前的淳樸節儉習俗，早已喪失殆盡。於是，道光斷然決定先從矯正人心風俗入手，倡行節儉，力戒奢靡，企望不數年，整個滿族臣民盡皆“返本還淳”，恢複入關前淳樸節儉的舊俗，大小文武臣僚及天下百姓競以儉樸為榮，從而使倉廩充溢，國庫豐贍，以規複祖宗盛世舊觀。
為了實施他的思想主張，道光即位後以新帝詔旨形式頒發了其著名的“聲色貨利論”，著力闡明聲色貨利為害之大，關係到大清王朝的生死存亡，指出聲色“常人惑之害及一身，人君惑之害及天下”，要求為官從政者不為聲色貨利所誘，嚴格“儉束身心，屏除聲色”，力崇節儉，一切“概從樸實，勿尚虛文”。終道光之世，朝廷治國方略雖然不同時期各有側重，但道光一直把倡節儉、杜奢靡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對大小文官武吏要求更是嚴格，諄諄告誡他們要懂得“一絲一粟皆出於民脂民膏”，應是格外珍惜，處處要“務存儉約之心”，千萬不可為聲色所迷惑。
道光倡節儉、杜奢靡，並非是說在嘴上，寫在紙上，而是采取措施，見諸行動。他的倡行節儉的諭旨和措施，盡管在整個統治階級中收效甚微，但他自己確乎是躬親實踐，身體力行。
在飲食上，一般情況下皇帝照例每餐至少有二十幾樣菜肴，道光覺得這樣過於浪費，常年每天多者準令做4樣菜，有時則隻要1碗豆腐燒豬肝，鬧得管禦膳房的官員們叫苦不迭，因為皇帝越是鋪張，他們才越有機可乘，有油水可撈，隻一碗豆腐燒豬肝，實在是無法虛報冒領。道光如此節省，朝廷文武初時將信將疑。道光初年兩次大宴群臣，凡赴宴文武官員，無不瞠目咂舌才始信其真。一次是皇後千秋節（生日），道光設宴賞賜內廷諸臣，有緣赴宴文武都以為皇後生日，皇帝不會馬虎潦草，定可一飽口福。誰知道光早已諭令備宴官員，皇後千秋慶宴，隻準宰豬兩隻，用打鹵麵招待群臣，其餘概行裁減，搞得赴宴文武哭笑不得。另一次是大學士長齡平定回疆叛亂，監押叛亂首領張格爾班師回朝，道光親禦午門受俘，隨後在萬壽山玉瀾堂擺宴慶功。此次文武百官以為平定回疆，皇上心裏高興，該會好好慶祝一番。結果開宴後，群臣誰也不敢動筷，原來每張桌上隻擺了幾樣小菜，質低量少，若一齊動手，立時就會菜光盤淨，無奈隻好陪著皇帝喝兩盅酒了事。此後文武百官始信皇帝節儉不虛，上朝時個個都裝出節儉的樣子，以致頗受寵信的大學士曹振鏞，當道光問其在家吃雞子要花多少銀子時，他竟謊稱自幼患有腹脹氣滿的毛病，生平從未吃過雞子！
道光服飾上的節儉，在曆代君王中也屬罕見。其改製罩衣和補綴套褲兩事，為晚清士大夫廣為傳誦，影響頗大。清代皇帝冬季常穿珍貴毛皮罩衣，道光登極後，內務府上衣監為他準備了一件黑色狐皮罩衣。這種罩衣外皮內緞，用料內闊外狹，四周緞子襯裏顯露其外，稱為“出風”。黑色的毛皮綴在上好的緞子麵料上，顯得雍容華貴，典雅莊重。道光以為狐皮是獵獲野物所得，緞子為百姓辛勤製作而成，是緞子當比狐皮貴重，況且“出風”部分純係裝點好看，毫無實用。於是，他在見到那件狐皮罩衣後，即傳令內務府改製，諭以四周不許顯露多餘緞麵。清代內務府貪汙中飽是盡人皆知的，道光的節儉使內務府的官員們大為沮喪，此次奉旨改製罩衣，以為可趁機撈點油水，遂上奏說“改製罩衣，需銀千兩”。不料弄巧成拙，道光聽說改製件罩衣竟要如許銀子，當即改變主意，傳諭謂：“改製花費既多，著暫免，此後新製，概勿出風”。隨後又將此事諭知入值的軍機大臣，致使京城大小官員，從此冬季穿著毛皮罩衣，十幾年間不敢有“出風”者。
道光服飾不但不求華美，而且少穿新衣，特別是不顯眼的衣物，更是多穿一日是一日。清人服飾以袍褂罩身，褲子極少外露。為了節省，道光長年多穿舊褲，日久膝蓋處先行磨破，就令內務府差人補上一塊圓形補丁。朝廷官員曆經多次親身所驗，已深知皇帝節儉是實。於是，內廷大小臣王為了顯示自己不負聖望，也在盡力“節儉”，不管褲子真破了還是假破了，紛紛在膝蓋處打起補丁來，一時套褲打掌之風大盛。
除飲食服飾外，道光在內廷後宮及外出一應所需用品方麵，亦概行節省儉樸，力戒奢靡浮華。道光登極後，內務府接向來慣例為他準備了禦用硯台4O方，每方背麵都鐫刻“道光禦用”4字。道光在見到內務府奏報所備禦用品清單時，覺得一人如何能用4O方硯台，放置不用，未免可惜，當即傳諭留下兩方，其餘分賜內廷諸臣，並詔今此後有關地方勿須再常年備製貢品硯台，筆硯為中國古代公務不可或缺之物，禦用硯台有專門地方常年備製，禦用毛筆也曆來都是特製紫毫筆，筆管上均加鐫“天章”、“雲漢”等字樣。所謂紫毫，即剛銳的紫色兔毛，為世所罕見。白居易有《紫毫筆》詩，曰：“江南石上有老兔，吃竹飲泉生紫毫。宣城工人采為筆，千萬毛中選一毫”。極言紫毫之珍奇貴重。道光覺得紫毫筆既然如此珍貴難得，即命此後不再征用，禦用筆改換為普通臣民常用的純羊毛或羊毛與一般兔毛相間合製而成的毛筆，同時以禦用毛筆“筆杆鐫字，每多虛飾”，諭令以後也一律同民間毛筆一樣，隻據情標明其係“純羊毫”或“羊毫兼兔毫”即可。如此儉樸，在曆代封建帝王中，可謂如同筆中紫毫，“千萬毛中選一毫”了。
道光躬行節儉，力戒奢靡，表麵上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統治階級上層的一部分人，多少遏製了奢侈腐化之風的惡性發展，但終究難以實現其令滿洲臣民“返本還淳”、規複祖宗盛世舊觀的願望。況且時勢業已大變，傳統的節儉觀絲毫無助於起弊振衰，大清王朝不可避免地在衰敗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整頓吏治努力禁煙
道光登極承繼大統後，麵對“四海秋色”的清王朝，在躬行節儉、力戒奢靡的同時，多方設法，孜孜求治，試圖起弊振衰，企望能早日歸複祖宗盛世舊觀。為此，他朝思暮想並采取了一些措施整頓吏治，力圖做個明君；有時也能順應時勢，支持進行些小改革；終生不忘嚴禁鴉片，以杜白銀外流之源。但可惜的是，道光之世的大清王朝，整個官僚階層腐朽墮落，寡廉鮮恥，大多苟安其位，以保身家利祿，極少有人顧及國家安危和百姓死活；神州大地，內裏是“大亂起，悲風驟至”，外部則西方資產階級乘堅船攜利炮，頻頻叩關，終於破門而入。
中國曆代封建王朝，自古就有所謂捐納製度，即有錢便可買得官做，小官則可花錢買大官。清襲古製，不過最初規定花錢買官者隻給虛銜，不予實授，捐官者單有官之名號，並無官之職責，當然也無俸祿，其實是花錢買個榮譽虛銜。自嘉慶朝起，國庫空虛日甚一日，而龐大的官僚機構、軍需費用及治河、賑災等處處需要開銷，於是捐例大開，朝廷把賣官鬻爵看作是一大可靠財源，虛銜實缺兼賣，以廣招徠。捐納實缺和科甲出身為官者在職權、俸祿方麵一般無二，隻是出身不同而已。漸漸實缺不夠，則又創出“候補”名號，每月在吏部抽簽一次，分發到中央各部或各省聽候委用。由是，凡有足夠的錢，無論其人德行才智如何，均可買得官做。官既是花錢買來的，一旦走馬上任，便如狼似虎，撈本賺利，極大地加劇了清王朝吏治的敗壞。道光身為皇子之時，對此就有所了解，認為官場貪汙中飽，賄賂公行，皆與捐納製度有關，稱帝後即決心除此禍患。但是，在與朝廷重臣籌商廢除捐納製度時，朝臣皆以為“軍需、河工、賑災，處處需費浩繁，時下國庫收支赤字甚多，其捐納一項，未便全廢”。
麵對朝廷諸臣的一致反對，道光隻好作出讓步，但廢除捐納的初衷未改，於道光二年（1822）頒詔諭令天下，要各地嗣後嚴格捐納製度，毋得濫開捐例，“其現任官員，一概不準加捐職銜，永為定例”。道光對花錢買得官做的人，始終感到厭惡，總是放心不下。每當京官外放或地方官因故覲見，臨行前他都不厭其煩地囑令其要對捐納出身的官員多加注意，謂“捐班之員，素不讀書，將本求利，廉之一字，誠有難言。有錢不作他圖，傾其所有以求為官者，居心可知。此等人物，朕實是放心不下，到任後務須從嚴究查，多加防範”。
在設法整頓吏治，企望起弊振衰的過程中，道光逐步認識到，“官官相護”、“賄賂公行”等官場之惡，在很大程度上與上頭有關，因而警告官職顯赫的重臣和宗室貴族，要他們時時記著乾隆朝的貪相和坤，曉諭鼓勵天下臣民大膽告發侵公擾民之官，從重懲治上層不法官員。道光七年（1827），有人控告協辦大學士、理藩院尚書英和的家人張天成，依仗主人權勢，勾結地方官，私自抬高租息，欺壓無辜百姓，肆意勒索民財。道光對此十分重視，認為張天成之所以敢橫行不法，其根在英和，因此除對張天成及有關地方官依法懲處外，諭令將英和“革去協辦大學士和理藩院尚書之職，奪回紫韁”（紫色的馬韁，係清代皇帝賞賜宗室和勳臣的一種特殊榮譽標誌）。隨後又令“交部嚴加議處”。對中央朝廷重臣如此，對地方上一些官吏的違法行為，道光也往往追究其上司的責任。道光十五年（1835），湖南湘潭縣知縣靈秀，聽說手下捕役有個女兒生得花容月貌，遂不擇手段誘娶此女為妾，滿足獸欲後，又複輾轉售賣，撈獲重利。後經人告發，道光大為震怒，諭令將靈秀革職，發往伊犁充當苦役，終生不許放還。此事本與省裏大員無關，但道光懷疑屬下不法，即是上司查審不力甚或有意包庇的結果，而上司所以如是，少不了是平時收受賄賂。於是，傳諭將湖廣總督、湖南巡撫及布政使、按察使，一並交部議處。
澄清吏治，側重於上層，道光一直堅守不渝，即使宗室貴族、皇親國戚亦不例外。
道光三弟惇親王綿愷，年過而立之年，膝下無子，不知何故（或求子心切，欲探求子之方），竟與宮內太監張明德私相往來，違犯皇室家法，道光七年（1827）因此被降為郡王銜，革除一切職務，並受到嚴厲訓斥。後來謹慎從事，循規蹈矩，一度又複親王銜，得授“內廷行走”及宗人府宗令等頭銜。誰知時過境遷，綿愷又舊念複萌，將宮內太監私藏於王府。消息走漏，道光聞訊查實後，當即諭令再行將綿愷降為郡王，革除一切職務，並罰俸3年。綿愷壯年無子，過繼兒奕纘業已去世，家庭生活頗不愉快，加之此次打擊，不久即鬱悶而逝。
皇侄奕紀，道光中期曾一度備受恩榮，先後晉二等鎮國將軍，賞給紫韁，擢戶部尚書，總管內務府大臣、禦前大臣兼管理藩院事務，顯赫一時，漸漸誌滿意得，遇事不知自忌，一些趨時附勢的內外官員也紛紛巴結逢迎。道光二十年（184O），道光以理藩院行使職權不當，決計借機懲戒奕紀，以使其有所顧忌，克盡職守，諭令將理藩院尚書賽尚阿降為二品頂戴，與管院大臣奕紀一並交部嚴議。隨後，他又通過多方查訊，得知奕紀有收受屬下司員饋送銀兩情事，遂諭令奪回奕紀紫韁，革去其禦前大臣、戶部尚書、總管內務府大臣職務。不久，道光覺得奕紀在天子腳下竟敢私自收取下級司員禮品，如此處分恐還不足以警來者，於是再頒諭旨，令將奕紀捉拿問罪，遣戍黑龍江。奕紀以所管理藩院行使職權稍有不當和收受一位下級官員饋送銀兩而遭此重處，廷臣無不驚然。
另外道光繼位後，一直大力禁絕鴉片。鴉片最初由葡萄牙人當作藥材輸入。早期葡萄牙作為藥材向中國輸入鴉片時，雖有人開始食用，但數量極少，未對整個社會造成多大危害。後來，英國人東來，在印度半島建立了龐大的殖民貿易壟斷公司——東印度公司，實行對印度乃至對整個亞洲的殖民掠奪貿易和侵略擴張活動。在早期同中國的貿易中，中國的絲、茶、陶瓷、大黃以及糖等土特產品受到當時西方人歡迎，出品量逐年遞增，而作為英國主要輸華商品的各種貴重毛紡織品，由於中國官僚士紳穿的是綾羅綢緞，老百姓則穿自製的土布，因而長期滯銷，致使英國在正常中英貿易中連年虧本，每年不得不運來大批白銀，以補虧空。
為了既得到中國的絲、茶等土特產品，又不用往中國輸送白銀，英國資產階級費盡心機，尋求良策。在用炮艦暫時還打不開中國大門，其他商品也難以打入中國市場的時候，他們找到了鴉片這種特殊商品。鴉片既可彌補英國對華貿易逆差，又可以在精神和肉體上摧殘中國人民，為最終打開中國大門奠定基礎。於是，英國自公元1773年起，排擠了葡萄牙、荷蘭等國，逐步確立了對中國鴉片貿易的壟斷權，開始有組織地向中國輸入毒品鴉片。
自鴉片吸食之法傳入中國後，煙毒就日益泛濫起來，逐漸引起中國統治者的重視。早在雍正七年（1729），清廷即頒發禁煙令，嚴禁販賣、吸食鴉片。嘉慶五年（18OO），清廷首次禁止從外洋進口鴉片（以前作藥材進口合法），以後又多次頒發禁令，製訂禁煙章程，發布販賣吸食鴉片治罪條例，意在清除煙毒禍害。結果是鴉片由合法納稅進口變為違法偷運走私，煙價大漲。廣東海關及其他文武官員，甚至於朝廷重臣，都直接間接地從鴉片走私中撈到好處，以至無視朝廷禁令，幫同或袒護中外鴉片販子進行走私活動，致使煙毒迅速彌漫全國，白銀源源流向國外。
道光對鴉片煙毒的危害有著深刻的了解，禦極後決心根除此患。道光元年，他即匆匆發布諭旨，嚴申鴉片禁令。兩廣總督阮元，借助新帝即位之威，查出十三行總商伍敦元默許外國進口商船夾帶鴉片，隨即請旨嚴加懲辦，並製定了嚴格的外船進口檢驗程序和對販賣、吸食鴉片及開辦煙館者的懲處條例。一時間，夾帶鴉片的外國進口船隻被紛紛查獲，驅逐出口，澳門的一些囤積販賣鴉片大戶也先後落入法網。查禁鴉片，初見成效，道光喜出望外，決心再接再厲，於道光二年（1822），諭令沿海各省督撫嚴拿煙販，翌年又飭廷臣議定地方官查禁鴉片煙不力及失察處分條例，同時詔令嚴禁民間私自種植製造鴉片。
道光根除鴉片禍患的決心不可謂不大，查禁鴉片煙毒的詔令不可謂不嚴。然而，英國政府既已確定了鴉片侵華政策，鴉片貿易業已給英國及英印政府和東印度公司帶來了巨大利潤，那他們就決不會善罷甘休。在廣東方麵查緝日嚴，廣州、澳門既不能進口也不便囤積鴉片之後，外國鴉片販子們便在珠江口大魚山洋麵一帶的伶仃島周圍停置大船，存放鴉片。這些停置的大船，每隻約可裝載鴉片5O餘萬斤，稱為“躉船”。凡裝載鴉片的船隻均先駛往躉船卸下鴉片，然後載著合法貨物並夾帶極不易發現的少量鴉片樣品進口，與內地鴉片販子看樣訂貨，在廣州借交易貨物之名把一切手續辦理完畢，然後雇傭組織亡命之徒，乘坐特製的武裝快船到躉船取貨，黑夜偷運走私，分發各地。於是，盡管道光再三頒發“杜絕鴉片來源，以求淨盡根株”的諭令，但隨著他整飭吏治的失敗和全國軍備的愈益廢弛，國內則走私網遍布天下，國外則先是英國，繼而是美國，公然以武力保護走私，或建立龐大的艦隊直接組織走私，致使鴉片輸入量激增。道光元年，輸入中國鴉片不足6OOO箱，道光十三年（1833）時增至2萬餘箱，至道光十八年（1838）則翻番為4萬餘箱。
鴉片的不斷輸入和煙毒的日益泛濫，不但嚴重摧殘了中國人民的身心健康，而且造成白銀大量外流，清政府國庫空虛，銀價飛速上漲，國計民生窮蹙日甚一日，從而引起中國朝野的極大關注，道光作為一國之主，更是憂心忡忡，無奈禁令屢頒，鴉片煙毒焰日張，苦尋良策而不可得。
道光十八年（1838）閏四月，鴻臚寺卿黃爵滋上疏道光，指出斷絕鴉片的根本之計在於根絕吸食，“無吸食，自無興販；無興販，則外夷之煙不禁亦自不來”。認為以往禁煙之所以未著成效，是由於刑法過輕，提出吸煙論死之說，請求道光頒詔曉諭天下，所有吸食鴉片煙者，限令一年為期戒絕，到期未戒或未全戒者，則一律處以死刑；如有為官之人知法犯法，一經發現，本人處死之外，其子孫永遠不得參加科舉考試。
黃爵滋吸煙論死的奏疏，對道光是個嚴峻的考驗。平民吸煙論死，倒還好說，官員論死，已覺難辦，而皇親國戚、宗室貴族中若有人被告發出來，將如何處治？經反複權衡，他覺得保國保民保住皇帝尊位才是頭等大事，鴉片煙毒繼續泛濫，遲早要毀大清江山。於是，他一麵諭令各將軍、督撫就黃爵滋吸煙論死之說各抒己見，詳細議複，一麵采取嚴厲措施，從上頭做起，以向天下詔示自己的禁煙決心。在接到黃爵滋奏疏不到兩月時間裏，道光先行將一批查有確據的吸煙官吏革職，其中莊親王、輔國公因常到僧尼廟內偷食鴉片，分別被革去王爵和公爵；同時將兩年前上奏請放寬煙禁的許乃濟，降為六品頂戴，勒令退休返鄉，詔令在兩湖地區禁煙卓有成效的林則徐進京覲見，商討禁煙大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