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如此，蔣經國還要忍痛出席中常會，否則，一但大權旁落，比死更可怕。
1987年8、9月間，醫官程壽山為蔣經國量血壓，量完後嚇了一跳，蔣經國的血壓居然隻有正常人指數的一半，他立刻向蔣經國醫療小組的召集人報告，然後連忙把蔣經國送往“榮總”急救。
蔣經國進入“榮總”五號“總統”病房，醫生作了初步檢查，立刻為他作緊急輸血處理，輸了500CC，才將病情穩住。
這次蔣經國入院被檢查出大部分內髒功能都已明顯衰退，有的已出現嚴重壞死的傾向，這對一個糖尿病患者來說，意味著離死期不遠了。這事除了蔣孝勇及醫生以外，沒有任何人知道。
為了穩住人心，蔣經國的車隊還是“早出晚歸”，就是早上開出官邸，晚上再開回官邸，車裏是空的，蔣經國人躺在醫院裏。
1988年元旦前後，蔣經國的病情加劇，服侍他多年的侍衛們對他的心理起伏周期了若指掌。一般每個禮拜二晚上，蔣經國就開始心情煩躁，因為明天要開中常會。
蔣經國開始焦躁時，沒有人知道他在煩什麼，也沒有人幫得上忙，照料他吃飯就成了一件困難的事。有時候他火氣上來了，或病痛難忍，他就用力拍床，但怕驚擾到隔壁的蔣方良，鬧一會就平息了。
1月12日晚上，又是禮拜二，蔣經國依然煩躁不安，從他的表情判定，蔣經國又將難熬此夜了，可誰也沒有想到這竟是蔣經國在人世間度過的最後一夜。
七海官邸一片寂靜，在他幽暗的房間裏，侍衛人員看著這位“元首”在和死神作最後的搏鬥。他身邊沒有任何親人，隻有隔壁房間躺著患病的妻子蔣方良。兒女中蔣孝勇在台灣經常陪侍身邊，長子蔣孝文由於生活奢靡，飲酒過度，加上糖尿病病變，導致意識力喪失，儼然成了一個缺乏意識的“植物人”。次子蔣孝武在新加坡工作，長女蔣孝章在美國，身邊缺少子女的護愛，更增加了蔣經國的孤獨淒涼情緒。
第二天早上，秘書王家驊很早就來了，經過一夜折騰的蔣經國顯得疲憊不堪，他吩咐了王家驊幾句，叫王家驊先走，去中央黨部叫今天的輪值中常委再代表他主持中常會。王家驊走後，蔣經國粒米未進，不停地上床下床，在輪椅和床鋪之間徘徊，他的情緒比往常更為浮躁，侍衛副官隻有不停地將他扶上床，扶下床，整個上午都在重複這組動作。
蔣經國很快就向侍衛說明自己的胃不舒服，那天官邸裏恰巧隻有薑必寧醫師，薑必寧是來官邸看蔣方良的心髒病的。薑必寧問蔣經國哪裏不舒服，蔣經國告訴他腸胃。但是，薑必寧不是腸胃專家，忙聯絡負責蔣經國腸胃科的羅光瑞醫師，誰知不巧的是那天一大早羅光瑞到外地去了。薑必寧聽了十分緊張，後來好不容易才同羅光瑞聯絡上。
此時，蔣經國已經忍不住身體的疼痛，告訴一旁當班的翁元：“你們找人想想辦法，我實在痛苦得不得了啊！我全身都不舒服啊！”侍衛們除了安慰他外毫無辦法。蔣經國不斷地在床上翻來覆去，樣子十分痛苦。
到了11點多鍾，蔣孝勇到父親房間探視，之後，他告訴侍衛們，他要到士林官邸和老夫人吃飯，便離開蔣經國的房間，蔣孝勇沒有想到這是自己同蔣經國最後一次告別。
蔣孝勇走了不久，蔣經國還是不舒服，他找副官翁元進去，問：“孝文呢？”翁答道：“在餐廳外麵用餐。”蔣接著問，“孝武呢？”副官回答：“孝武先生在新加坡。”蔣“哦”了一聲，又躺回床上。
大約11點40分，蔣經國開始嘔吐。他大口大口吐了一床，全都是褚黑色的血。官邸裏一陣忙亂，所有的醫生、原先服侍蔣方良的護士都開始過來幫忙處理。12點50分他再坐起嘔吐，大量鮮血從口鼻中冒了出來，就在侍從及醫師們驚慌措亂之際，蔣經國倒臥在床上，再也沒有醒過來。
病床邊隻有心電圖還在顯示蔣經國的心搏，醫生說，那是蔣經國心律調節器的聲音。醫師們不敢停手，因為心律調節器製造著生命現象穩定的假象。
蔣經國便這樣沒留下一句遺言，猝然離開人間。
中午1點鍾，蔣孝勇趕回七海官邸，他衝進臥房，望著醫師們急救已無聲息的父親，蔣孝勇沒有哭。然後他跪下來，磕了3個響頭，告訴尚在急救的醫師們，“好了，不要再救了。”
蔣方良得知消息後，坐著輪椅，帶著氧氣瓶進來，到蔣經國身邊抓著他的手，邊哭邊喚著他的名字，但蔣經國再也不能應聲了。
當時，宋美齡正在士林官邸。蔣孝勇隨後前往官邸向祖母宋美齡報告父親的死訊，並陪宋美齡到七海官邸見蔣經國最後一麵。
蔣經國曾在身體狀況遽然惡化之後，指示兒子，母親毛氏生前，他未能在膝前盡孝，所以他適當時機，希望能遷葬在母親墳旁，永世陪伴母親。
1988年1月13日晚，台灣“行政院”院長俞國華宣布蔣經國於當日下午3時50分病逝，終年77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