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孔令侃進入上海聖約翰大學讀書，這時，他已被孔祥熙任命為交通銀行代表官股的常務董事了，剛剛十七、八歲的他經常在課堂上批閱財政部和中央銀行的公文。杜月笙對此曾開玩笑說：“孔公子如此年紀輕輕，已經會看公文且批得如此老練，真是‘錢’途無量啊！”
孔令侃依仗父親的權勢，一入學就非常特殊。學校規定：學生必須住校。但是孔令侃經常偷偷邀請同學去舞場，一玩就至半夜，校門早已關閉多時。於是他“身先士卒”，率眾越牆而入，有時索性外宿。他回家時都是轎車接送，平時一輛，星期六總是兩輛：一輛敞蓬車裏坐著幾個便衣衛士，一輛轎車他自己坐。每日飯菜皆是由家裏專人烹飪，專人送來，每頓至少4個菜。學校當局對這位“財神”之子完全另眼看待，美籍校長卜舫濟和教務長沈嗣良極力拉攏他，一些教職人員也拚命和他套近乎，同學則爭相奉承他。在這種環境中，孔令侃不禁飄飄然，走路都一肩高，一肩低地橫著走，非常神氣。
到了大學二年級，他更加變本加厲，他的宿舍裏搬進了雙人書桌，轉椅、衣櫃、五鬥櫥、彈簧床、沙發、草地毯、立地燈、唱機、收音機等，布置得有如另一處孔公館。就在這個時候，孔令侃開始為躋身政界準備班底，他把平日裏圍著他轉的同學組織起來，成立了“南尖社”。
對外聲稱是研究學術，聯絡感情，並無政治意義，實則培植自己的政治勢力。“南尖”二字乃是英語中“納粹”的異音，以示仿效德國納粹黨之意，該社成立之初人員並不多。孔令侃畢業後，掛了幾個官銜，便不斷擴充“南尖”人員，吸收的社員已不純是學生，而是政界、軍界、商界、金融界、教育界等各色人物均有。
抗戰初期，該社的大本營移到香港，在廣州、長沙、武漢、重慶、天津、上海、南京都有分社。孔祥熙在讓兒子批閱公文的同時，還在孔公館設立了辦事處，讓孔令侃作主任。這樣既可以替他辦理家裏的機密，又可以借機培養兒子辦理公務的能力，便可以以此使兒子與社會各界交流聯絡，賺取社會聲望。
孔令侃常常對在他手下做事的“南尖社”同學說：“咱們給老子（孔祥熙）辦事，一定要好好幹。你們現在多辛苦些，幫忙把我捧上去，將來我也可以把你們一個個地提拔上來。”有道是：“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孔公館辦事處，在孔令侃主任以下設有機要、秘書、總務、財務四組。淞滬戰事爆發以後，又增設情報組，搜集一些有關敵方軍事、政治、經濟等方麵的情報。機要組是其中工作量最大，最主要，也是最忙的一組。每天電報大疊地進，大疊地出，六七個人日日夜夜忙不完。
孔令侃在其母宋藹齡的指使下，利用其情報組，掌握金融波動的第一手信息，大做投機倒把的生意。這個辦事處從抗戰前成立，到國民政府西遷重慶時止，門前車水馬龍，盛極一時。往來的人中，多為孔祥熙的部下，也有其他機關的要人以及當時的社會名流。一些人為了通過孔令侃提升或辦事，對他謁盡巴結拉攏之能事。
1936年，孔令侃經過四年花天酒地，不學無術的大學生涯後，終於從聖約翰大學畢業。孔祥熙立即將他安排到南京財政部充任“特務秘書”並兼任信托局常務董事。“特務秘書”是孔祥熙特為其子設立的官銜，以往國民黨政府大小機關的編製中從無此官。可就是這個官，竟能在財政部裏替部長當家做主，批閱文件，亂發指示，淩駕他人之上，從兩位副部長以下，沒有一個人敢違背。
孔令侃更加得意洋洋，不可一世。他親自駕駛著“777號”汽車，在繁華街道上招搖過市，橫衝直撞，任意違章，經常肇事，若有警察製止，即遭毆打。如按當時的規定，汽車行至新街口廣場時，要沿左邊環行道繞圈子大轉彎，可是他的汽車卻直接轉小彎，抄近路，警察們從不敢出麵幹涉。
又如有一天，正在辦公的財政部職員忽然聽到“特務秘書”辦公室裏槍聲大作，以為有人行刺“特務秘書”，待大家蜂湧而至，準備額首稱快時，卻發現孔大少安然無恙，正在與幾位朋友以室內的燈炮為靶子練習槍法呢。
淞滬會戰國民黨軍隊失利，上海淪陷。1937年底，中央信托局總局因需要對外接運軍火物資，便退到香港。孔令侃受父委托，以常務理事的身份直接管理業務和人事大權，中央信托局在香港租用皇後大道彙豐銀行2樓112號20間房屋辦公，孔令侃的辦公室為8號，隔壁7號住著他的私人隨從班子，其中有很多是他“南尖社”的同學。這些人實際上是保鏢，每人統一佩帶一把左輪手槍，出入前呼後擁，盛氣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