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李惟果之外，其他5人皆先後參加外交工作，董顯光曾任駐日、美兩國大使，沈昌煥兩度主持“外交部”，還任過“總統府秘書長”。沈錡擔任過駐西德辦事處代表。錢複曾任“外交部政務”次長，駐美代表。沈劍虹則曾任“外交部長”，出任過駐澳洲“大使”、駐美“大使”等等。他們做事多是忠實可靠、盡力效命、謹言慎行，萬無一失。由此還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是：得蔣介石、宋美齡青睞者多是忠誠可靠、機敏聰達、疏於派爭之人士。惹其厭嫌者多為過於精明、鋒芒畢露、狐假虎威、野心勃勃、政治欲望過強、立場不穩之人。
宋美齡選拔英文秘書，不僅需要他們作風正派，辦事機敏，忠誠可靠，而且需要他們有較高的智能、信息靈通、知識全麵、善於出謀獻策，能應付緊急情況。其原因在於：外交尤其是對美外交，是蔣介石在台灣時期最為重要的外交內容。蔣介石、宋美齡對美國的仰賴事實上是太深了，特別是在早期的軍事、經濟上，可以說樣樣仰賴美國人扶持，仰其鼻息。因此凡是與美有關的問題皆不敢怠慢，包括英文秘書、外交人才的選拔上更不敢有任何疏忽，因為他們往往肩負著許多“神秘使命”，其中最關鍵的一項即是運送“政治獻金”。
為了維係和美國的關係，許多國家都會對美國的共和黨或者民主黨下若幹的“政治投資”，以求該黨上台後的若幹利益作為回報。一般來說，這種“政治投資”都是在私底下秘密進行的，為了保證秘密性，通常這類的政治捐獻都是由各國政府政要的親信親自去處理的。當年台灣和美國政黨之間的秘密交易，除宋美齡或她最親近的孔家成員主要是孔令侃親自執行外，其他皆需由其信任的英文秘書或其他“外交人才”奔波。一位蔣介石夫婦身邊的隨從回憶時稱：
每次屆臨美國總統大選的前夕，老先生夫婦就擔心得不得了。有一回，我親眼兒到老先生的英文秘書某某，拎著一隻硬殼大型旅行皮箱，從官邸正門進來要上樓。就在他要上樓的同時，老先生恰巧打鈴要我上樓，在樓梯口碰到某秘書，彼此打了個招呼，我見到他很吃力的模樣，就好心好意地向前作勢要幫他一起提，可是，他卻很敏感地退後一步，連聲說“不用你幫忙，謝謝！我可以，我可以，你別來”！然後兀自吃力地雙手拎著箱子，獨自上樓。
我當時覺得很奇怪，為什麼他那樣神秘，我隻不過要幫他提一把，沒有其他的用意，而且我平時和他很熟悉，可以說是很好的朋友。後來，我從別的地方得知，原來那天某秘書來官邸，是提著一箱美元現鈔，他是要把那箱現金，拿給老先生看。某秘書大概進去有半個小時左右，然後就一個人空手退出房屋。老先生的門口除了我之外，還有值班待衛官坐在門口。如果某秘書拿出那隻皮箱的話，一定難逃我們的雙眼，顯然那隻皮箱是從老先生書房的另一扇門，由另外的人員取走了，而最可能的藏錢地點，就是老夫人的房間。
我從老夫人的親信隨從那兒知道，那筆關金是要送到美國去的，然而那段時間，台灣雖然慢慢已經脫離了關援，經濟上還不算特別好，可是，台灣為什麼要送錢去美國呢？那一大箱子的錢，如果全是百元大鈔的話，少說也有一百萬元。美元和台幣的比例，在那時還是一比四十的年代，假設有一百萬元，就價值台幣四千萬元。美國有共和黨和民主黨兩黨，傳統上國民黨是支持共和黨的，從二戰後，國民黨支持美國總統候選人杜威，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一直到台灣，老先生對共和黨還是情有獨鍾，而我見到某秘書提著一箱子美元現鈔的那次，正是美國總統選舉前不久，而那次，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是尼克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