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共之間的中間力量事實上在共產黨之前就已經承認了蔣介石在當時中國的領袖地位，中共“逼蔣抗日”總方針的確立就受到過救國會這些民主救亡社團的影響。
蔣介石、宋美齡在西安事變過程中都逐漸了解到張學良、楊虎城同中共早就達成了“停戰抗日”的協議，但他們卻不知道，張學良最早向中共的“抗日反蔣”口號提出異議，一再表示全國抗戰離不開蔣介石，並竭力向中共代表說明蔣介石是有民族氣節有抗日意願的。
西安事變前給蔣介石震動最大的是兩廣實力派發動的“六·一事變”。粵係陳濟棠，桂係李宗仁、白崇禧等通電組成西南聯軍，舉起“抗日反蔣”的旗幟，逼蔣介石下台。蔣介石迅速調集了重兵包圍兩廣，但確實沒有輕啟內戰。也正因為確立了不打內仗的方針，西南事變不久就和平解決，蔣介石和國民政府受到了全國多數輿論的支持。西南事變的解決過程富有戲劇性，但蔣介石、宋美齡及其他黨政大員都從中感受到了抗日旗幟的真正意義，看到了什麼是人心所向。
“南天王”陳濟棠聯合桂係發動的“六·一事變”，雖然打著抗日的旗號，實質卻是逼迫蔣介石下台，他們計劃的北上抗日直到武漢為止，兩廣的軍事行動也得到了日本軍方的支持，事變開始到6月下旬日本派了百多名顧問到粵軍指導作戰。也正是因為策劃者以抗日為幌子謀取政治權力，並且同侵略者合作，粵係部隊官兵在愛國心驅使下臨陣倒戈，粵軍第一軍、第二軍軍長餘漢謀、陳達先後舉事歸附中央。當30多日軍顧問到達天河、白雲兩機場時，激起廣大空軍將士憤慨，包括空軍司令黃光銳在內的整個廣東空軍駕機投奔中央。大勢已去的陳濟棠後悔莫及，仰天長歎：“不應聽信那些策士去聘任日本軍官，來做什麼顧問，使人懷疑。”
7月18日，陳濟棠兵敗下野，桂係立刻縮回廣西，並馬上將日本顧問、教官和技術人員盡數驅逐出境，在廣西開展抗日、民主等改革，緊抓抗日旗幟，用持久戰對抗蔣介石的包圍，終於獲得了同蔣介石和談的機會。蔣介石答應以承認中日現狀為基礎，日本再進一步，即全麵抗戰，廣西方麵則答應出兵抗日，同中央和談，服從中央領導。在七七事變後，桂係果然在兩個月內便裝備了4個軍共18個團開赴前線，居全國之首，並在台兒莊、昆侖關立下了不朽戰功，這是後話。
西南事變給蔣介石、宋美齡也帶來了一個意外的驚喜，宋美齡領導的航空委員會終於統一了全國的空軍力量。繼黃光銳之後，廣西空軍司令林偉成等也駕機歸附中央，兩廣自成一體的空軍勢力從此瓦解。
麵對步步緊逼的強敵，維護統一同奮起抗戰同樣重要同樣迫切，這是西南事變過程中全國輿論的主流。全國多數輿論支持中央政府維護統一，批評兩廣實力派鬧分裂予敵可乘之機。
對此，宋美齡是很欣慰的，她認為這是開展三年多的新生活運動取得的一大成果。10月10日，宋美齡在上海《字林西報》上發表了《輿論的形成》一文，以紀念“雙十節”，借機宣傳蔣介石的南京政府是得民心的。她說：
由於人民認識了中央政府一切為國為民的設施，並且發現了有自由發表公意的新力量，於是輿論就發施了驚人的威力，凡是叛離中央或把持割據的舉動，必自各方麵受到攻擊。我們再以兩廣事件而論，那時中央其他各處的一致呼聲，也就是廣東人民所有的要求。後來，桂省事件，也同樣的受到輿論的影響而解決。
同一天，南京舉行了盛大的全國童子軍檢閱儀式，蔣介石在訓話時強調：“今天中國的統一是由於它的四萬萬人民流出無數的血汗的結果，所以它需要每個國民的擁護。”
蔣介石和宋美齡都回避了一個問題：民眾支持的是一個團結全國力量抗日的中央政府，而不是一個繼續內戰政策的中央政府。在8月，日本指使偽蒙軍進犯綏遠東北地區，傅作義率部奮起反擊，打退了進犯的敵軍，全國要求團結禦侮的呼聲進一步高漲。紅軍和東北軍、十七路軍三個方麵，在抗日的基礎上實現了大聯合。
本應在團結禦侮方麵采取積極措施的蔣介石卻繼續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政策，攜解決西南事變的餘威奔赴西安，逼迫張學良、楊虎城“剿共”，終於激變出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
2．張學良決定兵諫
西安事變發生之後，宋美齡多方奔走積極營救蔣介石之餘，也常後悔和自責，她曾表示：“多年來，委員長出巡各省，餘必相隨，此次獨因病示果，深覺悵然。蓋餘每自信，倘餘在西安，局勢當不致惡化至此。”有的外國記者對此評述：“無疑，她的感覺是對的，婚後，她一直是蔣介石在與其他人打交道中的緩衝力量。美齡並不完全讚同她丈夫的信念：她信仰思想自由和合理的磋商。倘若她在西安，蔣介石也許不會對他懷有戒心的下屬這般粗暴和苛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