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活運動”發動之後，宋美齡每次隨蔣介石到全國各地視察或督戰，她都要發表演說，大力鼓吹“新生活運動”。她還邀請外國傳教士座談，征求他們對中國問題意見和對策，呼籲他們協助推廣這個運動。每到一地，宋美齡都以“第一夫人”身份召集當地官太太開會座談，敦促她們要關心公共事業，各地高級官員的妻子為當地“新生活運動”的倡導人。經過這場聲勢浩大但實際成效值得懷疑的社會改造運動，宋美齡一時聲譽鵲起。
3．“新民”的形象
在新生活運動期間，宋美齡不僅出盡了風頭，還通過中外媒體樹立了一副“新民”形象。為了爭取國外人士對她和蔣介石實施的“新生活運動”給予支持，她在美國和上海的英文報刊，連續發表解釋“新生活運動”的文章。
1935年6月，她在《美國論壇》雜誌發表《中國的新生活》，1936年10月10日，她又在上海《字林西報》發表《輿論的形成》，她還為紀念“新生活運動”兩周年和中華民國成立25周年發表《新生活運動》一文，反複地解釋“新生活運動”的根本意義，以及提倡“新生活運動”的動機，為蔣介石評功擺好。
1934年，記者埃德娜·李·布克就新生活運動采訪了蔣介石、宋美齡。布克妙筆生花地寫道：
她和藹可親，充滿熱情，沉著而有自信心，非常忙碌……在結婚以後的幾年間，這位動人的年輕新娘，已成長為漂亮的中國第一夫人。她容光煥發，具有吸引人的魅力和進取的意誌，她在南京已爭取到一席重要地位。
蔣氏夫婦生活充實，很有規律，他們共同努力工作，他們的一天是從早上六點以前讀《聖經》和做禱告開始的。在蔣中正家裏，無人聚會打麻將，也沒有跳舞或打牌之類費神安排的社交活動。他們也不出去參加社交活動，因為他們沒有時間。
然而，宋美齡總是抽出時間，向南京的外國教會組織的集會發表演說，開辦小學或孤兒院，“撫育”那些陣亡人員的子女，翻譯蔣中正的文電，和譯員們進行磋商，或者在重要會議上當他的翻譯為世界各地的報刊撰寫文章；組織婦女團體，接待許多國家來訪的貴賓；在一個又一個政府事務委員會擔任委員，在她丈夫與紅軍作戰期間和他一起飛行，為的是同生死、共患難。
盡管宋美齡起勁吹噓新生活運動所取得的效果，說什麼新生活運動現已風行全國，很僻遠的內地城市或村鎮，都整理得非常清潔；學生們竭力鼓吹衛生與清潔的益處，結果很好。凡是深明中國內地情形的遊曆者，假使把過去和現在的狀況作一比較，誰都能說出新生活運動推行以後，各方麵有了多大的變化。他一定會承認新生活運動的確是進步的，的確在精神物質兩方麵有利國家，有利人民的。
宋美齡在1940年6月撰寫《我將再起一一新生活運動》一文，大肆吹噓“新生活運動”所取得的成就，最後總結道：“為了促進國家的政治統一和激發全國人民向來茫然的愛國心，新生活運動是值得稱譽的。”
但是，實際情況並非如此。正如了解情況的外圍記者所指出的：
新生活運動一開始，宋美齡就提出中國的禮、義、廉、恥四大美德。她以美國中西部人那種頑強方式宣傳這些美德的新內容。然而，她所提倡的“新生活”方式都體現在人人都熟悉的美國人的生活信條裏。她所做的一切，充其量也隻不過是“不要隨地吐痰；安全第一；路要修得好；走路要小心；車輛行人靠右走；等車要排隊；經常呼吸新鮮空氣和沐浴陽光；見蒼蠅要消滅；天天刷牙；經常服用維生素；要愛鄰居；要做事；要奮力進取；用錢要節省；行動要慢；停一停，看一看，聽一聽；要讓嬰兒長得更健康；要搞大掃除；屋內要粉刷一新，家具設備都要保持完好。”對於這些生活信條，能夠做到當然很好，它說明人的素質，也說明國民生活的規律化和有遵紀守法的良好習尚。可是，在一個落後的中國，人們缺乏教育，人的素質低下，要推行那文明的律例，改變舊有的精神和醜陋的習俗，是不容易的。
實際上，當時中國人民正在遭受戰爭、饑荒、洪水、旱災、疾病、蝗蟲和許許多多災難的威脅，他們沒有心思去聽什麼禮、義、廉、恥的教訓。正如當時有的外國評論指出的那樣：共產黨雖然話語尖銳，畢竟直接觸及稅收、土地分配和廢除封建領主等問題；蔣介石的綱領雖然目標宏大，卻失之內容空泛，說教味濃，沒有將實際問題考慮進去。
“新生活運動”在內容上的確有虛泛和不相銜接的地方，過度強調道德的作用，雖能讓人一時興奮卻不能真正解決各種由製度造成的弊端。即便蔣介石宋美齡能夠以身作則約束自己，他們的下屬卻不見得都能如此。所以，這個運動逐漸造成對他們的人身崇拜氣氛，把蔣介石這個中國的軍事獨裁者捧上了精神領袖的寶座，把宋美齡也提高到改革中國舊習俗的旗手的位置，具有很大的欺騙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