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抗日文化統一戰線在組織上和工作方式上的特點與原則，張聞天也作了重要的提示。他指出：“統一戰線的組織，不應有很嚴密的集中的組織生活”，“要避免規定許多規則，條例去限製他們的文化活動”；“應保證統一戰線內的文化工作者有發表、辯論、創作與生活的充分民主與自由”，“應經過民主的方式來解決各種爭論。應當提倡自由辯論與討論的風氣”；“關心他們創作的命運這是發展與鞏固文化統一戰線的最重要的方法”；要在尊重、幫助、同情文化人的方針下，“引導”他們“接觸實際的鬥爭，了解當前的政治問題，接近與深入大眾，向大眾學習”，來糾正缺點，克服弱點，經過實際鍛煉，“使他們具有魯迅一樣堅定、明確、切實、勇敢及為解放大眾而奮鬥到底的優良的品質”。
根據抗日文化運動發展的情況，張聞天進行了及時的指導。1939年12月，國民黨頑固派發動了抗戰期間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對共產黨的政治壓迫與思想統製隨之加劇，一段時間裏，國統區的抗日文化運動（包括抗戰文藝運動）出現了一個相對沉寂的局麵。麵對這種情況，張聞天為中共中央起草了《發展文化運動》的黨內指示。這個指示於1940年9月10日發布。
《發展文化運動》強調“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很可能廣泛發展與極應該廣泛發展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是抗日文化運動。這項工作的意義在目前有頭等重要性”，指示國統區的黨組織，“應把對文化運動的推動、發展及其策略與方式等問題經常放在自己的日程上”，並就如何推廣與深入這個運動加以切實的研究。這個文件規定了國統區文化運動的方針與策略，指出：“對於文化運動的進行，應該聯合一切不反共的自由資產階級（即民族資產階級）與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共同去做，而不應使共產黨員尖銳突出與陷於孤立。”並提出“在反對複古、反對大資產階級的文化專製政策、反對日寇漢奸的奴隸文化等方針之下”動員群眾，推進運動。這一方針與策略，是針對國民黨頑固派的文化統製提出的積極的對策，確實對抗日文化運動和抗戰文藝運動起了推進作用。有一係列重要事件發生在文件下達之後。如：9月下旬，郭沫若憤然退出政治部第三廳；10月10日，茅盾以非黨員身份離延安赴重慶，以加強國統區文化戰線的力量；11月，逼使國民黨在其軍隊政治部之外設立文化工作委員會，並支持郭沫若出任主任，使之成為進步文化人活動的中心；等等，都是同張聞天寫的這個黨內指示的精神有關或一致的，其中有些事情，張聞天也是與聞其事的。此後，以重慶為中心的國統區進步文藝運動從沉寂中昂奮起來，相繼出現了“霧季戲劇”的高潮和諷刺作品的興盛，這同文件的正確指導也不無關係。
《發展文化運動》同時提出在根據地推行文化運動也都應該采取“與一切不反共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及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聯合去做，而不應由共產黨員包辦”的方針。同年10月，張聞天又為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起草了《關於各抗日根據地文化人與文化團體的指示》，說明黨對文化人應取的正確態度，具體地規定了做好文化人與文化團體工作的原則。張聞天認為，首要的問題是“應該重視文化人，糾正黨內一部分同誌輕視、厭惡、猜疑文化人的落後心理”。此件以《正確處理文化人與文化團體的問題》為題收入《張聞天選集》。以下除單獨注明者外，均引自《張聞天選集》。在對文化人有了一個正確的認識以後，應該采取正確的政策，其要點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