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六屆六中全會的組織報告到《共產黨人》雜誌上的這組黨建文章，張聞天在黨的建設方麵留下了寶貴的精神遺產。
宣傳鼓動提綱和文化工作政策
宣傳家張聞天也是一位組織工作的能手。他兼任宣傳部長，工作抓得具體而有條理。他每周主持一次部務會議，除各科科長以外，中央青委、邊區黨委和總政宣傳部的負責同誌也經常參加，討論宣傳工作和政策，還研究《解放》周刊的選題。當時的宣傳部隻有十來個人，工作繁多，在他領導下，有條不紊，忙而不亂。遇有開創性的事，他總是親自組織辦理。1940年初，黨中央決定將“曆史唯物論與辯證唯物論”作為高級課程之一，要求黨的高級幹部首先學習。《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2），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27頁。張聞天親自組織和主持報告會，請博古等同誌講解。報告會在楊家嶺小禮堂舉行，每周一次，連續開了四次，在延安的中央委員和各部門負責同誌都參加了。茅盾：《重逢聞天在延安》，見《回憶張聞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0頁。為了開展國際宣傳，1941年初，延安出版了一種兼用英、俄、法三種文字的獨特的三十二開毛邊紙油印刊物《中國通訊》，也是張聞天親自召開座談會，進行動員，組織“社會力量”（包括美國籍大夫馬海德和印度籍大夫巴思華在內）辦起來的。吳文燾：《師表》，見《回憶張聞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6-127頁。馬海德是黎巴嫩人，後加入中國籍。當然，張聞天對黨的宣傳工作的領導，主要的還是方針、政策的確立與工作方式方法的指導。其中最重要的建樹，一是通過對宣傳工作經驗教訓的總結，確定黨的宣傳鼓動工作的基本規範和標準，一是對抗戰文化運動提出了一係列方針政策。
早在1932年，張聞天就提出“轉變我們的宣傳鼓動工作”的要求。經過長期的實踐，1940年10月，在他指導下，中央宣傳部作出了《關於充實和健全各級宣傳部門的組織及工作的決定》；1941年6月，中央宣傳部又公布了張聞天寫的《關於黨的宣傳鼓動工作提綱》。這兩個文件分別收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2）（13），《關於黨的宣傳鼓動工作提綱》又收入《張聞天選集》。這兩個文件，尤其是後一個文件，可以看做是張聞天對到那時為止的黨的宣傳工作經驗的總結，也是張聞天對今後宣傳工作指導思想的概括。其中所作的若幹論斷和提出的任務與要求，確定了宣傳工作的規範和標準，在黨的宣傳工作的建設上具有深遠的影響。其要點是：
一、明確黨的宣傳鼓動工作的任務，是在宣傳馬列主義的理論、黨的綱領與主張、黨的戰略與策略、在思想意識上動員全民族與全國人民為革命在一定階段內的徹底勝利而奮鬥。這種宣傳與鼓動，同時包含有對共同思想進行聯合、對敵對思想進行鬥爭的兩個方麵。
二、規定宣傳鼓動工作的範圍。宣傳鼓動是意識形態方麵的活動，範圍非常廣泛，舉凡一切理論、政治、教育、文化、文藝等等均屬宣傳鼓動活動的範圍。凡關於國民教育、黨內教育、文化工作、群眾鼓動、對敵偽宣傳、出版發行、通訊廣播等工作均應受宣傳部的直接領導。
三、概括了黨的宣傳鼓動工作的特點、基本原則和方法。黨的宣傳鼓動工作是以馬列主義為指導的。其特點是所宣傳的理論、綱領、政策等是符合於客觀真理與客觀發展規律的，是符合於全民族與全國人民利益的，是與黨的行動相符合的。其基本原則是：必須掌握黨的路線與政策，循著建立最廣泛的統一戰線的道路來進行；必須正確估計客觀環境、了解並區別具體情況和對象；必須根據群眾自身的政治經驗，使群眾接受；必須善於使用一切宣傳鼓動方式和工具，尤其要使現代的印刷業、無線電及電影等成為有力工具。
四、說明宣傳與鼓動的區別，規定宣傳鼓動工作各主要方麵黨內教育、文化運動、出版發行、通訊廣播、群眾鼓動工作的性質、任務和要求。
五、論述了宣傳工作與組織工作的相互關係與有機聯係，明確了宣傳鼓動工作的領導與組織係統以及幹部培養的任務與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