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時，西安方麵和戰之爭更為激烈。29日東北軍團以上軍官會議決定：在張學良返陝之前，堅不撤兵；中央軍如再進逼，便與之決一死戰。同時，楊虎城不惜一戰的打算也有抬頭。到30日，主戰派幾乎完全控製局麵，形成了不論紅軍參加與否均要與中央軍決一死戰的態勢，紅軍的行動方針問題又一次提到了麵前。在此緊急關頭，周恩來、博古和葉劍英於30日下午將近5點鍾趕到雲陽，同張聞天和彭德懷、任弼時、王稼祥等共商對策。會議認為，我們的願望是接受甲案，實現和平，但目前西安各派均主張同中央軍抗戰，這樣，在紅軍麵前就隻有兩個方案可供選擇：或者是友軍打，我們不參加；或者同他們一起打。當然，不論打與不打，我們的為和平奮鬥的基本方針不變。但如取前一種辦法，勢必同友軍對立。所以，如果友軍同中央軍打起來，隻有一起打，在打的過程中爭取實現和平。這次會議決定改變打起來也不參加的方針。當夜10點，與會者將商定的上述方針以“周、博、彭、任、王、洛”聯名電告在延安的毛澤東、朱德、張國燾。深夜12點，毛、朱、張複電讚同，將當前的行動方針概括為“三位一體，進則同進，退則同退”，用這樣的態度爭取最後的和平。30日深夜中共中央的決策使友軍深為感動。31日夜，舉行東北軍、十七路軍、紅軍三方最高軍事會議，終於作出了堅決促進和談成功的決定。
“二二事件”以後
當此關鍵時刻，東北軍青年軍官的少數“過激分子”卻不顧大局，2月2日上午，竟將東北軍中最先堅決聯共抗日、力主和平解決的王以哲將軍槍殺了。周恩來在極端困難、危險的情況下，沉著處理善後，終於使事態得到控製，和平大局得到維持而沒有崩壞。雖然如此，“二二事件”造成的損害是不可彌補的。張聞天聽到這個不幸事件，不禁搖頭歎息。“二二事件”以後，東北軍內部分裂，十七路軍難以立足，西安方麵頓時失去了同南京談判的力量和地位。兩支友軍將任蔣宰割，張學良回陝無望，“三位一體”實現西北大聯合的局麵實際上解體了。
當張聞天2月初從雲陽回到延安的時候，國民黨為解決西安事變後方針政策問題而準備召開的五屆三中全會期已經迫近了。蔣介石在1937年2月5日確定了“對內避免內戰”、“不說排日，而說抗戰”、“各省物色品行方正之才”等關於時局的五項方針，並將它作為五屆三中全坐討論結束內戰和國共關係問題的根據。
為了鞏固已獲得的國內和平，推動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張聞天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給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電》，於1937年2月10發出。該電向國民黨提出，在“和平統一團結禦侮”方針下，將“停止一切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保障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材，共同救國”、“迅速完成共同抗戰之一切準備工作”、“改善人民生活”等五項要求定為“國策”。表示三中全會“果能毅然決然確定此國策”，則中共願作出“在全國範圍內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方針”、“工農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特區內“實施普選的徹底民主製度”、“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之政策”等四項“保證”。這是共產黨對國民黨一個大的讓步，其目的在於解決國內兩個政權的狀況，便利於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致反對日本的侵略。
《中共中央給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電》進一步推動了國民黨內部抗日派對於親日派的鬥爭。1937年2月15日至22日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雖然沒有製定出明確的抗日方針，沒有檢討過去政策上的錯誤，沒有根本放棄反共立場，但它所提談判條件與共產黨致三中全會電所提條件接近，實際上開始接受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的政策，由內戰和對日不抵抗的政現，向著和平和抗日的方向轉變。至此，“逼蔣抗日”的方針取得了預期的效果，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取得了初步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