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報告中，張聞天分析了1935年8月共產國際七大閉幕以後半年多來世界形勢“新的變化”和在日本繼續侵占華北情況下中國國內形勢的發展變化。他指出，中國國內階級關係有了新的變動，除了民族資產階級“分化很明顯”之外，“許多派別在抗日口號下表現活躍”，地主買辦集團中有人“想找出路來聯俄聯共抗日”，“南京政府內部和一些軍閥也在與我們接洽談判”。這一切證明，在中國，尤其是華北，“爆發民族革命戰爭的局麵正在形成”。在這種形勢下，“中國共產黨的任務是，準備開展大規模的民族革命戰爭，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在戰略任務上，張聞天反複強調，黨的“中心任務是抗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尤其是中心”；在策略方針上，明確指出，“我們現在主張國內和平，聯合抗日”，“目前的關鍵，是建立統一戰線——抗日的人民統一戰線”；我們“必須而且可能與各種政治派別進行上層統一戰線”。他認為，運用統一戰線策略“沒有死板的公式”，要依據不同的環境，利用每個事件，在各種階層以至各種反動階層中進行統一戰線工作。他說：“不分析反革命派別中的各個人，視同一律，就不能有統一戰線。不用策略而隻背誦教義，就不能有統一戰線。”
對“蔣”，雖仍指其為“最反動的法西斯分子”的代表，但在策略上，已經改變了“抗日”與“反蔣”並提的提法，而將“抗日”突出地擺到“中心”位置，出現了用“聯合抗日”取代“抗日反蔣”的趨向。
張聞天還著重論述了實現上層統一戰線的具體方針。他指出，應該“首先注意那些有群眾的、有實力的、抗日的派別”；與各種政治派別、武裝部隊訂立協定，可以先訂部分的、地方性的協定。這種協定可以是公開的或秘密的，但一定要“著眼於爭取廣大群眾”，要“講原則”，協定訂立後我們一定要“忠實遵守”。他還強調，在上層統一戰線中，黨決不拋棄自己的立場。要“宣傳中國共產黨的主張是唯一正確的主張”；對同盟者決不放棄“嚴肅的批評”；對右派“進行最堅決的鬥爭，而不是遷就”。張聞天提出的這些原則，直接指導了當時秘密進行著的同南京政府的談判，以及同東北軍、西北軍等地方實力派的聯合工作。
關於統一戰線的發展方向，張聞天沒有照搬國際決議的規定。他從中國實際出發，指明：在中國建立統一戰線的政權（抗日聯軍、國防政府）同歐洲各國相比，“有兩點不同：一是革命發展的不平衡，二是已經有了蘇維埃”。他提出一個重要的指導思想：在中國，“有可能在某些地區中首先建立這種政府”。張聞天還論述了同國際決議指出的產生這種政府所需要的不同的適合於中國特點的三個條件：一、某些地區的地主資產階級的政權已嚴懲地癱瘓，因而無力阻止這種政權的產生；二、最廣大的群眾已經奮起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但未進至爭取蘇維埃政權的鬥爭；三、一部分願意抗日的當權者與群眾公開要求共產黨、蘇維埃和紅軍聯合一致，抗日討蔣。他還指出，建立這種政權不應“消極與等待”，而要“從鬥爭中得來”。這些論述，成為獨立自主地發展抗日根據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權的指導思想。
張聞天的報告總結了瓦窯堡會議以來三個月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的經驗，回答了新形勢下實踐中提出的新問題，充實和發展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得到政治局的讚同。會議批準了3月4日張、毛、彭在給董健吾電報中提出的同國民黨談判的五項條件，並明確指出：日本是最主要敵人，國民黨內正在分化，蔣介石、張學良都在動搖中，中央提出的五項談判條件，不僅是對南京的而且也是與一切人交涉的基本條件和內容。會議還確定，與國民黨軍隊的談判集中於軍委，與國民黨的談判集中於黨中央常委，全部由常委指揮。會後，張聞天發表《關於抗日的人民統一戰線的幾個問題》一文此文作於4月20日。發表在4月30日出版的《鬥爭》第97期，署名洛甫。收入檔案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中），編入《張聞天文集》（二）。，概括了晉西會議關於統一戰線問題的主要思想和政策原則。
1936年3月底4月初，蔣介石命陳誠率中央軍十個師進入山西，協同閻錫山阻攔紅軍東征，並命令東北軍、十七路軍等進攻陝甘根據地。在這樣嚴重的情況下，中共中央都沒有改變晉西會議確定的方針。在4月6日政治局會議上，張聞天仍然指出，“蔣介石內部起分化”，我們的策略在軍事上采取“堅決的行動”，“另一方麵還是積極的和他進行外交”。據1936年4月6日張聞天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記錄。也就是繼續與蔣秘密談判停止內戰聯合抗日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