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董健吾和張子華二人一起麵見在瓦窯堡留守的中共中央常委博古。呈遞了宋慶齡托帶的密信，還談了南京情況：國民黨內孫科、於右任、張群、馮玉祥等均主張聯俄聯共；蔣嫡係中也不是鐵板一塊，有的主張聯紅反日，有的主張聯日反紅；蔣介石本人有與紅軍妥協反日的傾向。據1936年2月28日彭德懷、毛澤東致李克農電。
博古立即電告在山西前線的張聞天、毛澤東、彭德懷和在陝北前線檢查工作的周恩來。3月2日，張、毛、彭複電要博古同董健吾等一起到山西石樓，麵商同國民黨談判事宜。同時要周恩來也來石樓。這時，董感到此行已經遷延多日，如前往石樓，更要耗費不少時日，為使國共雙方迅速磋商大針，宜由中共對南京當局的意向作一答複，由他急回南京、上海複命。張聞天、毛澤東、彭德懷遂於3月4日中午12時，以“張、毛、彭”三人署名複電“博古轉周繼吾”，表示：“弟等十分歡迎南京當局覺悟與明智的表示。為聯合全國力量抗日救國，弟等願與南京當局開始具體實際之談判。”提出與南京當局談判的五點意見：“我兄複命南京時望懇切提出弟等之下列意見：（一）停止一切內戰，全國武裝不分紅白，一致抗日；（二）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三）容許全國主力紅軍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禦日寇邁進；（四）釋放政治犯，容許人民政治自由；（五）內政與經濟上實行初步與必要的改革。”最後表示“同意我兄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計。”載《文獻和研究》1985年第4期。董健吾第二天即帶著這個密件離開瓦窯堡返南京。
張、毛、彭的電文，在國共兩黨聯係中斷了十年、開始在國內重新直接接觸之際，提出了同國民黨聯合抗日的基本條件。電文中未提“反蔣”而強調“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第一次向蔣介石和南京當局表示，在抗日的前提下，“反蔣”的方針不是不可變動的。
晉西會議調整對蔣策略
3月中旬，張子華隨博古來到山西隰縣大麥郊地區（今屬交口縣）。張聞天同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等一起，聽取了張子華關於同曾養甫、諶小岑接觸的情況彙報，了解到陳立夫、宋子文尋找共產黨中央希望舉行秘密談判的具體情況，獲悉國民黨上層人物孫科、於右任、馮玉祥、胡漢民以及陳立夫等親英美派有聯共聯俄一致抗日的意向。
就在這時，中共中央北方局聯絡處長王世英也來到這裏。王世英向張聞天等中共中央領導人彙報了北方局同南京方麵接觸的情況。1936年1月，北方局代表周小舟已經在呂振羽陪同下與諶小岑見麵，打通了國共之間的關係。
3月16日，李克農也趕到石樓。他剛剛同張學良在3月4、5兩日進行了第二次“洛川會談”。李在3月5日已電黨中央簡要報告會談結果，這時又當麵向張聞天等中央領導人詳細彙報。關於對蔣方針，張學良在1月19日第一次“洛川會談”時就“不同意討蔣”，這一次會談中更坦率地陳述了自己的看法，主張抗日必須“聯蔣”。其時，張學良因護送董健吾、張子華赴陝北，已經從董、張那裏了解到南京當局正欲同中共中央秘密談判聯合抗日；彭德懷、毛澤東又於3月5日把中共中央提出的與南京當局談判的五項條件電告張學良；因此，張學良一方麵更加放心大膽地聯共聯紅，另一方麵，更加認為老蔣有抗日的可能。
1936年3月20日至27日，張聞天在山西前線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通稱“晉西會議”）。應該看到，這次會議的召開，既是因為剛從莫斯科回來的劉長勝帶來了共產國際七大決議的文件，需要進一步學習、貫徹，也是因為國共兩黨關係上發生重大變化這一新情況，迫切需要對瓦窯堡會議確定的統一戰線策略方針進行總結並作必要的調整。
在晉西會議上，張聞天就共產國際七大決議和統一戰線問題作報告。1936年3月20日張聞天在政治局會議上的這個報告以《共產國際“七大”與我黨抗日統一戰線的方針》為題收入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張聞天選集》。以下引文據《張聞天選集》。他概括國際七大的主要精神，“一是集中力量反戰反法西斯，二是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以此衡量《瓦窯堡會議決議》，“基本上是同這些決議相符合的”。鑒於國際七大決議中關於歐洲的問題講得多，關於中國的具體問題很少涉及，張聞天提出貫徹國際決議的指導思想：“使之民族化，使之適合於我們的具體環境。”這是中共中央領導人第一次明確提出要把共產國際指示“民族化”的思想，其實質就是不能把國際指示教條化、神聖化，而要把它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張聞天不僅提出了這一指導思想，他的這篇報告也體現了這一指導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