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福源於1936年1月初離開瓦窯堡，到洛川向王以哲、張學良當麵彙報了他在蘇區的見聞和紅軍聯合一切抗日力量、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主張。
張學良在九一八事變中執行蔣介石的密令，不戰而退，將東北三省拱手讓給日本，遭到國人唾罵，被斥為“不抵抗將軍”，內心非常苦悶。東北軍流落關內，全軍上下要求抗日，一心想“打回老家去”，蔣介石卻調他們打紅軍，先在鄂豫皖，後又到陝甘苦寒地區，受盡冷遇；而在“剿共”戰爭中又迭遭敗績，損兵折將，軍心渙散。張學良正彷徨歧路。他同日本帝國主義是家仇國難，不共戴天。他總是想憑借東北軍的實力光複東北，不願打紅軍消耗兵力。他意識到長此下去不是辦法，希望找一條新的道路。1935年10月下旬，他到上海，同因“新生事件”而被關在獄中的愛國領袖杜重遠密談。杜批評張過去執行不抵抗政策以及執行“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錯誤，提出西北大聯合的建議，要他聯共抗日。12月中旬，張又在上海秘密會見東北義勇軍將領李杜。李杜同杜重遠的意見一致。所以，在高福源同張學良長談之前，張思想上已經準備聯俄聯共抗日了。聽高詳談共產黨和紅軍的主張和情況後，張學良要高福源速回蘇區聯絡，請紅軍方麵派正式代表前來商談。
轉折關頭：張聞天在1935-1943十打開新局麵高福源於1936年1月16日返回甘泉紅軍駐地，要求紅軍派代表去談判。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等即同前線的彭德懷商定，派中共中央聯絡局局長李克農赴洛川。李1月19日晚先同王以哲晤談。20日會見張學良，會談了3個小時。21日，黨中央收到李克農自洛川來電報告：張學良表示願意為成立國防政府奔走。東北軍中同情中共抗日主張者不乏其人，他們對“剿共”態度消沉，表示願意目前各守原防，恢複通商。轉引自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年版，第299-300頁。
李克農返回瓦窯堡彙報後，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等商量，決定立即采取主動行動，推進同東北軍的聯合和促成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的建立。1936年1月25日，中共中央公開發表的《紅軍為願意同東北軍聯合抗日致東北軍全體將士書》該件收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1），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提出，在“誓死不當亡國奴”的口號下，紅軍願意首先同東北軍聯合起來，為全中國人民抗日的先鋒，來共同實現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的主張，去同日本帝國主義作戰。
2月初，黨中央決定再次派李克農前往洛川，同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談判。
2月上旬，王以哲同我方交換了密碼本，以便建立通訊聯係。張聞天即將“與王通報之密本呼號”著人送交周恩來。據1936年2月8日張聞天致周恩來電。1936年1月15日毛澤東致彭德懷電談與張學良、王以哲談判應提出的條件，其中之一就是“立即交換密碼”。當時六十七軍軍部駐在洛川，膚施、甘泉、鄜縣都是它的防區，在南部與東部對陝甘蘇區形成包圍之勢，所以，張聞天十分重視同六十七軍的關係。2月16日致周恩來的電報中特別交代，提議召集全國抗日救國代表大會的通電“單獨給王以哲拍發一次。”
2月21日，以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的名義，就紅軍渡河東征，向全國發表通電，提出“召集全國抗日救國代表大會，正式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的主張。這個電報是張聞天同周恩來、博古等反複商量，幾經修改（如：將“抗日討蔣”改為“抗日討逆”）寫成的。
2月21日，張聞天、毛澤東、彭德懷從東征前線向留守瓦窯堡的中央局就同東北軍談判事發去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給李克農的訓令。指出，張學良同意抗日，願意同中共訂立互不侵犯協定，但不同意打蔣；不反對國防政府、抗日聯軍口號，但不同意馬上實行這個口號。因此，我們的策略是：“處處把張學良和蔣介石分開”；“求得互不侵犯協定的訂立”；“堅持抗日救國代表大會”，“堅持抗日同討伐賣國賊不可分離”；“要求停止內戰，不攔阻全國紅軍集中河北，不反對紅軍充任抗日先遣隊”；“原則不讓步，交涉不破裂”；等等。張培森主編：《張聞天年譜》上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30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