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黎平會議的情況，陳雲向共產國際領導人作了以下報告，從中可見會上爭論之激烈程度——
在黎平，領導人內部發生了爭論，結果我們終於糾正了所犯的錯誤。我們對此前“靠鉛筆指揮”的領導人表示不信任。在湘桂邊界，敵人集結了四五倍於我軍的兵力嚴陣以待，以為我們會沿著紅六軍團從前進軍的路線行進。桂軍則從南麵進攻我們的後衛部隊。此外，後麵還有大部隊追擊。
原來的領導人堅持直線前進的做法，認為此後也必須照此辦理。我們堅決加以反對，指出這一計劃隻能有助於敵人，不會給紅軍和中國革命帶來任何好處。原來的領導人竟要將持此種意見的人送上軍事法庭。我們回答說：應該交付法庭審判的是你們這些領導人，而不是我們。《陳雲文集》第1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7頁。
通過激烈爭論，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的意見被黎平中央政治局會議接受。會議作出了《關於戰略方針之決定》，否定了李德、博古等要中央紅軍去湘西與二、六軍團會合，在湘西建立根據地的方針，也否定了有人提出的折入黔西的主張，通過了毛洛王在通道地區就已提出、並得到周博支持的戰略方針，決定在“川黔邊區地區，在最初應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建立新的根據地。會議還作出了另一項至關重要的決定：召開遵義會議——到遵義地區後，中央政治局開會總結第五次反“圍剿”以來軍事指揮上的經驗教訓。
洛王橘林談話
黎平會議後，中央紅軍繼續西進，準備渡烏江北上。李德對黎平會議否定了自己的意見非常惱怒。在繼續前進的路上，李德仍然不甘心放棄他的錯誤戰略方針。洛甫對此深為焦慮。他意識到，讓李德繼續掌握軍事指揮大權，錯誤指揮就很難避免。他開始考慮變換軍事領導人的問題。
1934年12月20日，軍委縱隊到達貴州黃平。在一片茂密的橘林裏，張聞天和王稼祥的兩副擔架放下來休息。其時是農曆十月下旬，南方正值深秋，綠樹上掛滿了金黃的、橙紅的橘子。他們兩人頭靠頭躺著，議論當前的形勢，都憂心忡忡。
王問洛：紅軍最後的目標，中央定在什麼地方？
洛說：沒有一個確定的目標。又說：這仗這樣打，看起來不行。還是要毛澤東同誌出來。毛澤東同誌打仗有辦法，比我們有辦法。
王稼祥當晚就把張聞天的這個想法打電話告訴彭德懷，然後又告訴毛澤東。
這消息在劉伯承等幾位將領中一傳，大家都讚成，要讓毛澤東出來指揮。據耿飆1990年8月29日在紀念張聞天90誕辰座談會上的發言。
十天後，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貴州省甕安縣猴場鎮（草塘）外宋家大院開會。猴場會議批評了一不過烏江在川黔邊地區建立革命根據地，二要回頭和二、六軍團會合的錯誤主張，堅持執行黎平會議決議，決定強渡烏江，發布了《關於渡江後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在以後的行軍路上，又停止了李德對紅軍的指揮。周恩來：《黨的曆史教訓（節錄）》（1972年6月10日），見《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頁。
綜上所述，從1934年12月上旬過了老山界起，張聞天和毛澤東、王稼祥等一起，為挽救黨、挽救紅軍進行了積極的鬥爭，一步一步地向勝利邁進。通道會議為戰略方針的轉變奠定了基礎，黎平會議則實際解決了當時最為緊迫的進軍方向問題，實現了通道會議提出的“轉兵”任務。這是湘江戰役失利後“中央隊三人團”對“最高三人團”錯誤領導進行批評、展開鬥爭的結果，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軍事思想在長征途中取得的第一個重大勝利。而洛王黃平橘林談話則是變換軍事領導的富有決定意義的醞釀；猴場會議堅決執行了黎平會議決定的戰略方針，鞏固了黎平會議的勝利；會後，在行軍途中停止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的軍事指揮權，不僅是組織上的一個重大勝利，而且是中國共產黨獨立自主解決自己麵臨的問題而擺脫共產國際束縛的一個標誌。所有這一切，都為遵義會議的召開，做好了思想上、組織上的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