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入商學院之後的幾個月，梅奧就與亨德森建立了友誼，並一直持續到1942年亨德森突然去世時為止。亨德森是哈佛最有才能、最受尊敬、最有影響力的學術人士之一，是為學生和同仁樹立了崇高的卓越標準的大師。梅奧與亨德森的關係更多地是建立在共同的學術興趣基礎之上的。這兩個人在許多方麵都很相似。兩人都在這樣的家庭長大成人：父親是商人，對家庭沒有什麼影響，母親卻表現了良好的感覺、適應性和不同凡響的獨立判斷力。在青少年時，兩人都是學校的獎金得主，他們執意追求自己的興趣，但是在求學的早期階段，因家庭約束不那麼大，所以亨德森享受到了更大的自由。兩人都學習過醫學，卻沒有成為醫生，而是追求與研究有關的興趣。後來，他們都加入到對醫學教育的批評之列，因為醫學教育忽略了對醫患關係的關注。
梅奧和亨德森都具有廣泛多樣的學術興趣，例如哲學、曆史學、生理學、精神病學、社會學等。在年輕的時候，亨德森學過哲學，一是師從羅伊斯（Royce），二是有一個好朋友埃爾默·薩瑟德（ElmerE．Soulhard）。當梅奧首次來到美國之時，人們便把他與薩瑟德的風格相提並論。1925年，當亨德森和梅奧第一次會麵時，他們都對於有機體的機能如何與總體情境發生關係擁有相似的見解。此外，兩人都把秩序歸因於自然現象顯而易見的混亂，這是因為他們首先假定，在社會的和自然的環境內部，各元素相互作用，有一股壓力使各成分之間趨向於平衡與和諧。兩人都把醫學各學科的方法論應用於對人的研究，即進行持續密切的觀察和實驗，以提煉、理清和充實第一手資料。他們相信，唯有這種方法才能夠把心理學和社會學的工作從情緒化的、有偏見的和哲理性的不精確提升到備受尊重的科學層麵。
然而，兩人在利用學生來研究問題的方法上卻有所不同0（9梅奧保持人文主義關懷，既關心學生對研究問題的體驗，也關心問題本身，兩者程度大致相當；亨德森則不然，他似乎運用他的個人力量來掩蓋對學生的同情以免影響問題本身。對於某個出乎意料的研究發現或者半生不熟的提議，梅奧喜歡給出發人深省的、富有啟發的和大膽牽強的解釋。梅奧會在玩笑之間不費吹灰之力地解決一個問題。而學生就某個問題向亨德森求教時，學生要麼因沒有看出一個顯而易見的解決辦法而被斥之為愚蠢，要麼亨德森當場要求界定問題的各個要素和準確地描述各個變量，並根據它們的相互關係科學地推導出可以檢驗的命題。而且亨德森不開玩笑。就這樣，梅奧和亨德森沿著大相徑庭的道路在科學上發揮著各自富有創造性的想像力。
當他們首次會麵時，亨德森被兩件事情所困擾，這些事情是科學家不能很快理清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許多知識分子開始相信有組織的社會處於危險之中，梅奧多年以前就擔心不已，並為此經曆了諸多痛苦。他認為，危險的根源潛藏在人的頭腦中，尤其是煽動者、革命者和無能領導人的野蠻敵意，他們以民主的名義操縱群眾的強迫觀念。為此，梅奧求助於新心理學，而亨德森在聽從了一個同事的建議之後閱讀了帕累托的作品，由此給他對社會混亂的擔心帶來了秩序。後來，他把梅奧的思想傳授給哈佛大學社會學學生和精選出來的教職員工，他視帕累托的方法為研究具體的而非思辨性的社會問題的最佳方法，並予以熱烈擁護。梅奧使得亨德森對帕累托的興趣增強了，他在需要時總是一個好聽客，他認為社會學上的洞察力緩和了亨德森與他人之間的關係，梅奧幫助他變得更富於理解力、更富同情心、更具人文關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