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奧的精神療法逐漸得到人們的認同。不過，由於它們與醫學有關，而梅奧在醫科學校的早期失敗經曆，使這種認同感蒙上一層陰影，致使希望得到認同的這種渴望變得扭曲了。所以，每當有醫生接受或者拒絕他的工作，或者對他表現出漠不關心時，他就會反應過度。而且，對於沒有任何常規或明確原因的小災小病，他作出的心理學解釋，尤其是精神分析解釋，都招致澳大利亞醫學界和學術界人士的強烈抵製，從而加劇了上述困境。布裏斯班的著名醫生洛克哈特·吉布森（J．LockhartGibson）就對梅奧的工作有所懷疑。不過，外科醫生米漢（Meehan）大夫雖然也持懷疑態度，但是在梅奧短暫治療過的一名患者身上，他看到了輕度催眠的價值，於是決定去聽梅奧在昆士蘭大學講授的心理學課程。這讓梅奧欣喜地預見到，如今他“領先洛克哈特一籌”。在梅奧離開昆士蘭以前不久，在一次由一百位名人政要出席的重要宴會上，隻有兩名學術人士得到了托馬斯·羅濱遜（ThomasRobinson）爵士的邀請，他就是其中之一。在這次宴會上，不知什麼原因，梅奧一家的老朋友伊斯比爾·多茲（EspieJ．Dods）醫生故意怠慢梅奧．，而且不止一次。當時多茲醫生已經退休了，所以這種切膚之痛的冷落，他的在場，以及在很大程度上無意識的罪孽感，全都合在了一起，讓梅奧領會到一種陳舊的觀念，即由於曾經在醫學上失敗過，因此他也許永遠無法擺脫和超越渺小感。
這時，一篇報告出現在悉尼的《周日時報》（SundayTimes）上。這是一篇講述拉爾夫·諾貝爾（RalphNoble）醫生在拉塞爾·李醫院對新南威爾士州神經衰弱患者開展神經病學治療和研究工作的報告。這篇文章列舉了許多彈震症病例。梅奧曾經為其中～名患者治療過，另一名患者也曾按照他的建議成功地被治愈了。然而，這篇文章卻根本沒有提到過他的貢獻。他被這種遺漏“逗樂了”。他這樣寫道，他高興地看到，“或許我有所幫助。看來，這裏（布裏斯班）的氣氛不同——隻有對我非常好的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例外”。梅奧曾就疫苗在治療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向芭芭拉的醫生提供了建議。這一次，梅奧愉快地從妻妹芭芭拉那裏獲悉，她的醫生對這個建議頗有同感。有一次，墨爾本一位醫生寄來一封信，他向梅奧詢問他是否可以送一個病人讓梅奧看看，這個病人梅奧曾在上一次訪問墨爾本時見過。信中附上患者姨媽寫的一張便條，該便條上說，梅奧非常了解患者的問題，她以前見過的醫生比梅奧差遠了。
對梅奧的賞識來自一個意想不到的地方。1921年夏，他在墨爾本遇到了喬治·皮特一裏弗斯（GeorgeH．L．F．Pitt-Rivers）上尉。皮特一裏弗斯是澳大利亞聯邦總督福斯特爵士的私人秘書兼助手。他像馬林諾夫斯基一樣，也成為梅奧的朋友，對梅奧的工作極為欽佩。在牛津大學獲得理學學士學位（B．Sc．）以後，皮特～裏弗斯擔任心理學會（PsychologicalSociety）主席。後來奔赴戰場，在皇家龍騎兵團擔任上尉，並身負重傷。康複後，他成為麥克杜格爾的研究助理之一，從事心理學和社會人類學的專門研究。他從心理學角度撰寫了一篇關於預言俄國革命的短論，當這篇短論於1920年發表時，評論如潮。他娶了福斯特爵士的女兒，並在後來加入了福斯特爵士的私人參謀隊伍。在他從墨爾本前往新幾內亞和俾斯麥群島作8個月的戶外旅程中，皮特一裏弗斯和梅奧吃了一頓飯。他對《民主與自由》中的心理學應用逐漸熱情起來，並表示將在他的著述中引用這本書。他相信，梅奧的研究遙遙領先於英國的同類工作。他對這本書的讚賞讓梅奧感到飄飄然，但梅奧還是認為皮特一裏弗斯下結論過早——在了解細節以前就認為這部作品很有價值。“總之，我想我擁有了一個新朋友——一個好朋友，這多讓人激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