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政治目標和治國手段的絕對單一性
“國富兵強”是商鞅“一元化”思想的唯一目的，其針對“國富兵強”提出了一係列的措施。
商鞅認為，要想富國強兵手段隻有“刑賞”，“賞”是絕對單一的，“民之所欲萬，而利之所出一，民非一則無以致欲，故作一。作一則力專，力專則強”。而“賞”的目的是為了鼓勵耕戰。
“刑”具有主導地位，“治國刑多而賞少，故王者刑九賞一，削國賞九而刑一”。而“刑”的目的是為了更好的管理民眾，使民眾不敢做亂。商鞅還指出，專製政權不僅要“刑九賞一”，還應該單一地采用重刑。
綜上所述，我們應該把商鞅的“法家”稱之為“罰家”，因為隻有“刑罰”才是治“法”的手段。
為了使“法”能夠更徹底地執行，就要把所有的人都置於“法”的控製範圍之內，而這也包括權貴。商鞅說：“所謂一刑者，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王令，犯國禁，亂上製者，罪死不赦；有功於前，有敗於後，不為損刑；有善於前，有過於後，不為虧法，忠臣孝子，有過必以其數斷；守法守職之束，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
而這些觀點，即是“法”對任何人都絕對一致地發揮同樣的作用。
然而，從中國幾千年曆史上分析，“法”隻對民眾才是有效的，對於權貴和統治者，仍然是無效的，或偶爾有效的。因為權貴才是封建階級政權賴以生存的主要依靠力量，所以在幾千年的封建專製時期，商鞅的“法”也僅僅單一地起到了控製和壓迫民眾的目的。
“人”的絕對單一化
“人”是為實現單一的“富國強兵”這一政治目標的最原始單位。單一的“刑”手段，直接的對象也是“人”。因此，“人”被成功地單一化。商鞅認為，“人”應該隻有單一的思想。而所有的“人”都應該單一的成為農民。
重農思想並不是商鞅首創，卻是他把重農思想扒向了一個頂點和極端。也正是因為這樣，重農思想會也就失去了其合理性。
作為“人”本身富有多元化，而商鞅思想裏，單一的“人”就失去了他本應該有的多元化，從而更容易的被專製政權所控製，這也是商鞅的另一個目的。要實現“富國強兵”的根本目的，就必須“使民貧”、“使民弱”。
隨著商鞅對“人”的絕對單一化思想的深入和發展，“人”的多元化被徹底單一化。商鞅說：“國有禮有樂有詩有書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辯，國有十者，上無所戰，必削至亡”。
商鞅的“一元化”思想對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外儒內法”是它的思想特點，也是中國封建社會專製統治的重要組成，這就是商鞅思想的現實意義。
“法、信、權”
“法”從字麵上理解為法製、法律。從“法”的內容上解釋，“法”就是管理製度，卻非現代意義上的“法”。商鞅提倡“法”製，而輕“禮”製，廢除奴隸製土地所有製，實行封建製主地所有製。實施“法”的手段為“賞刑”製。這與當今社會中實行的獎勵製度有些類似，但商鞅的“賞”，隻賞給立了軍功的人。而“刑”則是所有不服從“法”的人，包括權貴。並且他主張重“刑”。從商鞅對“法”的重視，可以看出，他把“法”作為一種評判的標準，而這種標準是客觀存在的，他依此來控製“賞刑”的範圍，從而規範人們的行為。因此，這裏的“法”就與現代社會的“法”有些類似了。
從“法”實施的主體上看，“法”是君臣共同掌握的標準。在封建社會，君主就是法律，法律並不能規範君主。商鞅認為，君主應做到“不以爵祿使近親”，這樣才能不失疏遠，不私親近。
“信”即誠信，“上一則信，則臣不敢為邪”，做人就要做到言出必行。誠實守信，履踐諾言，是美德，是善的表現，也可以理解為一種信用。
商鞅說：“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他以劓刑太子傅來說明自己做法嚴格，以取得民眾的信任，其目的是為了讓民眾守“法”，另一目的是說明變法要有“令必行”的效果。
“權”就是權力，而“權”隻有君主才可以控製，說明，隻有君主才擁有立“法”的權力。君主可根據統治需要製定“法”的製度，臣和民都必須無條件地服從，這就是臣和民的義務。
“法、信、權”的關係
“法、信、權”是不獨立存在的，而是相互依存，相互製約的關係。在戰國時期，商鞅為使秦國擁有爭霸天下的實力，從而製定了一係列的措施，商殃認為，“法、信、權”應處於首位，必須得到足夠的重視。“法”由君主製定，所以君主不受“法”所控製。“法”也就成為了君主限製臣的權力、統治民眾的工具。“信”無法控製君權，君主可以不用講信用，“信”也隻是對臣、和民眾來講的。經過幾千年的封建製社會，我們分析，商鞅的法律至上的思想是不可能得到實現的。
在封建專製統製下無法治而言，甚至思想家們所提倡的思想當中也不是實質意義上的法治思想。而實際意義的法治思想應該是具有“公民意識，民主精神，平等觀念，自主精神，寬容精神，法治精神，契約精神，權利意識的”。而在封建製社會的權力由君主獨製，所以，也就沒有了“平等觀念”、“權利意識”、“民主精神”。因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法、信、權”思想不是實質意義上的法治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