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常有人說，中國文化多受西方文化影響，張大千研究了敦煌壁畫以後，認為這種觀點不確切。敦煌壁畫所繪的人物，可以作為考證曆史的依據，從這一點上說比藝術欣賞價值更為重要。
大千麵壁兩年六個月，曆經千辛萬苦，在蘭州舉辦了“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展覽”，受到各界人士的矚目，其後又在重慶、成都相繼展出。這不啻是喚起中國文藝複興的號角。
當時報刊評論說：“敦煌學，今日文化學術研究的主流也。大千先生臨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畫，介紹於世人，使得窺見此國寶之一斑，其成績固已超出以前研究之範圍。何況其天才獨具，雖是臨摹之本，兼有創造之功，實能於民族之藝術上另辟一嶄新境界。其為敦煌學領域中不朽之盛事，更無論矣。”
近三年的琢磨、研究、觀察、分析的結果，張大千著有一篇學術性的研究報告，題目是《談敦煌壁畫》，這也是張大千一生僅有的一篇畫論，由張大千口述，別人筆錄，內容大致可分為五個部分：
第一部分：概述敦煌壁畫的起源、來龍去脈，並將敦煌壁畫分為佛像、人像、鳥獸、花木、樓閣、器皿、故事、山水、圖案等九個部分。
第二部分：闡明敦煌壁畫出自名家之手，並非工匠所畫。
第三部分：論述了魏、隋、五代、西夏等不同時期的繪畫風格，其中以唐代畫風為最精到。
第四部分：總結分析了敦煌壁畫的優點。一是規模宏大；二是技巧嫻熟；三是內涵精深；四是保存的得失。
第五部分：敦煌壁畫對後世畫壇的影響。一是佛像人像畫的興起；二是重視線條的運用；三是繼承傳統的染色技巧；四是使畫風趨於博大；五是畫麵充實，構圖飽滿；六是對佛像有了新的認識；七是畫中女性人物形象豐滿；八是曆史畫走上寫實之路；九是畫佛要運用超現實的方法；十是西畫不能統治中國畫壇。
著名的書法家沈尹然看了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展覽題詩雲：
三年麵壁信堂堂，
萬裏歸來須帶霜。
薏苡明珠誰管得，
且安筆硯寫敦煌。
1945年中國人民經過八年的浴血奮戰，終於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全國人民歡慶勝利，大千畫了巨幅作品《西園雅集》和《大荷花》表達自己的內心喜悅之情。
接著張大千攜帶自己創作和臨摹的作品，先後到北平、上海展覽，造成極大的轟動。後應法國巴黎博物館的邀請舉辦畫展，旋即又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巴黎現代美術館的展出，又被邀請到倫敦、日內瓦、布拉格等地展出，均獲得極高的評價。
當時的北平人文薈萃，碧瓦紅牆，濃鬱的書香、醇厚的人情以及深邃的文化氛圍，使他眷戀不已，因此他決定以重金買下一所前清的“王府”，但是後來因為遇到了罕見的三幅古人名跡，便舍棄了“王府”而購買了三幅古畫。
這三幅古畫是《韓熙載夜宴圖》、《瀟湘圖》、《江堤晚景》。《韓熙載夜宴圖》是南唐（937-975）畫院待詔顧閎中奉旨，後主李煜想了解大臣韓熙載的生活情況，便命顧閎中潛入韓府，竊視韓家夜宴情況，回來後顧閎中靠目識心記得來的印象創作了《韓熙載夜宴圖》。畫中韓熙載（907-908）是一位有遠大抱負的政治家，具有多方麵的才能，詩文書畫及音樂無不通曉。因韓熙載是北方人而仕於南詔，到李後主時已是三朝元老，然而李後主對於江南以外的人士，尤其是來自北方的官員一向不太信任，對韓熙載才大位高尤為放心不下，因命顧閎中竊探韓熙載私下的生活情況，遂畫下這幅《韓熙載夜宴圖》。
《瀟湘圖》、《江堤晚景》為董源作品。
張大千得到這三幅珍品非常高興，據他自己回憶說：“在北平琉璃廠發現這些古畫時，觀後為之狂喜，覺得非買不可，可是索價奇昂，房子和古畫既然不能兼得，經過數度考慮，終將古畫買下。因為那所大‘王府’不一定立刻有主顧，而《韓熙載夜宴圖》卻可能一縱即失，永不再返，所以我把買房子的金條完全移用買畫。”
從此張大千無論走到哪裏都隨身攜帶這三幅畫，寸步不離，並自刻一方圖章“東南西北隻有相隨無別離”，印在畫卷上。
1949年中國大地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人民解放軍先後奪取遼沈戰役、平津戰役、淮海戰役的勝利，最終把美式裝備的國民黨趕到了台灣，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權。此時的張大千居住在成都，國民黨撤離大陸不但卷走了巨額的財物，而且也軟硬兼施帶走了各行各業的專家、學者，張大千當然也在此列。有人千方百計想讓張大千離開大陸，國民黨的一些達官貴人絡繹不絕地踏進張家的門檻，三寸之舌鼓噪起來，言語中盡是誣蔑人民政府之詞，張大千處在輿論包圍之中。然而真正使張大千離開祖國的主要人物是國民黨軍政要員張群，由於他們是四川同鄉，而且都姓張，對古字畫尤其對八大山人、石濤有共同的愛好，因此兩情甚篤。張群也知大千的秉性，極少和他談政治。
張大千迷惘了，由於對人民政府的不了解，加之反動的宣傳，何去何從，他失眠了。
這時正好印度大吉嶺大學邀請張大千去講學，舉辦畫展，當年敦煌臨摹壁畫歸來，藝術界有一個爭論不休的問題，那就是有人認為敦煌壁畫是佛教藝術，敦煌壁畫就是印度藝術傳入中國的。張大千則不這麼認為，堅持敦煌壁畫是我國曆代藝術家融會貫通後的傑作，是中國人自己的藝術。他早有印度之行的想法，到印度進行實地考察，做番研究，以解開長久的謎團。
就這樣，在張群的幫助下，張大千帶夫人徐雯波女士到了香港。
一天，有人通報廖仲愷先生的遺孀何香凝老人來了。早在20世紀20年代張大千和何香凝、柳亞子、於佑任等先生在“歲寒三友社”有很深的交情，他們一起切磋藝術。張大千十分欽佩何香凝老人的人品，視她為前輩。聽說何香凝老人來訪，興奮地迎出門來。
兩人談話間，何香凝老人提出：
“張先生，請你畫一幅畫，送給一位朋友可以嗎？”
“可以，何先生為何客氣？不知是送給哪一位？”
何香凝想了一下說道：“送給毛潤之先生。”
一聽是送給新中國毛澤東主席，張大千眼睛一亮，高興地點點頭，然後拿起畫筆，畫了一幅他最為擅長的荷花。
這幅《荷花圖》長130厘米，寬64.7厘米。墨畫荷葉蓮花設淡色，左上角提款：“潤之先生法家雅正，已醜二月大千張爰。”旁壓兩方朱印。
圖中近處畫兩個舒卷自如、卓然而立的茂荷，遠景是掩映在荷影中的一朵白蓮。整幅畫麵清新秀美，散發著陣陣荷香之氣，給人一種生機盎然、萬象更新的印象。
大千畫完，放下筆十分誠懇地對何香凝老人說：“請代為轉贈，並請代向潤之先生問候。”
這幅畫現藏於毛澤東故居。
1950年五十二歲的張大千到印度的大吉嶺大學講學，並遊菩提伽耶等六大佛教聖地，後又到印度西南部旃陀石窟觀摩，考察壁畫及文物古跡。
大吉嶺大學位於印度北部風景區，峰巒高聳入雲，山巒幽壑，地勢高寒，清新宜人。當張大千漫遊到此，一下子便喜歡上這個地方，決定在此地看山看雲，吟風賞月，一住便是一年多。在這段日子裏，他的身體、精神都極佳，繪畫功力也正值巔峰狀態，日夜作畫，寄情遺興於筆墨紙張之間。
他在一幅《鬆蔭鳴琴圖》中題詩曰：
解道無聲勝有聲，
寄情將意一泉明。
懷人坐負三更夢，
得汝鬆梢缺月生。
雖然在印度大吉嶺山居清幽，雲海古木，然而大千一顆心卻始終夢係家鄉。青城山的晨霧，川江的煙雲……無時無刻不在他的腦海裏湧現。他曾作詩雲：
奪眼驚秋早，熊熊滿樹翻；
坐花□病客，濺血泣孱魂。
絳帳笙歌隔，朱樓燕寢溫；
青城在萬裏，飄夢接雲根。
正當大千舉棋不定，一個突發的事件促使他離開了印度。這年秋冬之間，大吉嶺一帶發生了一次大地震，山搖地動，一塊重達兩噸的巨石從山上滾落下來，差一點就砸在張大千居住的房子上。大吉嶺形同危地，無可留戀，就這樣大千帶領一家老小，還有幾隻印度猿回到了香港。
在香港居住了半年，他又舉家遷至南美。他選擇南美定居的理由有四個：
第一，南美地廣人稀，一切尚在待開發階段，受到文明的汙染最少。
第二，在香港經常要進行無聊的應酬，影響自己的創作。遠在異國，可以隔絕繁華，深思熟慮，施展功力，多作幾幅稱心如意的作品。
第三，可以借機把中國的藝術介紹給外國，西方人對中國的藝術了解得還很不夠，通過自己的作品要讓他們理解和認識中國藝術。
第四，中國許多的古代名畫，在衰落和戰亂年代流失海外，可以借此訪求，即使不能完璧歸趙，至少也可觀賞。
張大千在赴南美之前做了一件令許多人大惑不解的事。他將自己視為大風堂藏畫鎮室之寶的《韓熙載夜宴圖》、《瀟湘圖》等三幅古跡出售。《韓熙載夜宴圖》這幅價值連城的珍品僅賣兩萬美元。
人們的疑惑不是沒有道理，張大千無論在多麼困難的情況下，也沒有賣掉自己心愛的藏畫。張大千離開香港以後，國家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局長鄭振鐸先生專程從北京來到香港，從大千好友手裏購得了這三幅傳世之寶。人們這才恍然大悟。
1983年北京一家權威雜誌《□望》載文披露了這個謎底：“五十年代，大千先生先後把他珍藏的古畫《韓熙載夜宴圖》、《瀟湘圖》、《武夷放棹圖》賣給國內，現在珍藏在北京故宮博物館。”
真相終於大白，張大千先生以他特有的方式將這三幅名畫賣給祖國，絕不是從金錢上考慮，而是他滿腔熱忱的愛國之情。
初到南美張大千選擇了阿根廷。這位中國繪畫大師的到達，轟動了整個阿根廷。阿根廷報紙電台紛紛報道，張大千這位美髯翁一時成了阿根廷的新聞人物。
張大千對阿根廷的民俗風情不甚了解，仍然抱著觀望的態度，自喻為春來秋去的燕子，並沒有常住久居的打算。他在風景秀麗的曼多灑租賃了一座很大的花園洋房，題名為“昵燕樓”，寓有暫時居住的意思。
他曾作詩讚美這裏的自然環境和怡然自得的心情，詩中雲：
且喜移家深複深，
長鬆拂日柳垂蔭。
四時山色青宜畫，
三疊泉聲淡入琴。
時隔不久，張大千又遷往巴西。他在阿根廷時結交了許多僑居巴西的朋友，大家把巴西說得像一朵花一樣，其中有兩個優勢使張大千動心，一是華僑眾多，在阿根廷總是和一些黃頭發、藍眼睛的外國人打交道，他希望在異國他鄉的土地上，能多看到一些自己的同胞，聽到一些熟悉的鄉音。另一點是在巴西居住權容易解決，因為他在阿根廷住了一年，但居住權始終懸而未決，因此他決定再遷巴西。
當時的巴西正在吸引大批的移民共同開發，張大千看中了距離聖保羅七十五公裏的一個地方，這裏綠樹成蔭，溪流環抱，酷似成都平原。
這地方原是意大利藥房老板的柿樹園，約有二百七十畝，整個是密密麻麻的柿子樹，另外還種了兩千多株玫瑰花，恰好這個意大利人要回國定居急於出售，張大千便立刻買了下來。
說來也巧，甚至是命中注定的，張大千的故鄉古時稱“巴西郡”，而這裏小鎮讀音類似“摩詰”，大千便索性譯為“摩詰鎮”。
張大千的理想是要建一座中國式的花園，除了中國傳統式樣的房舍以外，要有假山、池塘、鬆林、梅園、奇石、曲徑、小亭，以及四季盛開不敗的花草樹木，還有各種各樣的盆景點綴。
待一切就緒後，張大千把庭園命名為“八德園”。池名“八德池”，取意於佛經中的“八德功水”。他為何取名“八德園”？大致有三種含義：
一是遵照中國傳統的“四維八德”，所謂“八德”就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表現出大千雖身居異域，不忘中國人的倫理道德。
二是該地原為柿子園，古稱“柿有七德”，據《酉陽雜俎》說：“柿有七德，一長壽，二多陰，三無鳥巢，四無蟲，五霜葉可玩，六嘉實，七落葉肥大。”張大千又發現柿樹的葉子泡水喝可治胃病，因此加一德而成“八德”。
三是張大千排行第八，晚輩叫“八叔”，學生稱“八先生”，取名“八德”也有番情趣。
在二百七十畝的“八德園”中，修了一個三十多畝的池塘，養魚植荷，使這座偌大的園林平添了幾分生機。由於池水引不進來，因此“八德池”隻有依賴老天的幫助，許久不下雨池塘就會幹涸。有一次居然三個月不下雨，張大千因而憂心忡忡，一夜忽然大雨滂沱，張大千喜不自禁，披衣起床，提筆揮灑一幅《喜雨圖》，並題詩：
三月晴幹無好壞，
撫築日日覓花開。
夜來一雨纏綿甚，
更有山櫻怒破蕾。
張大千定居巴西十七年，在“八德園”中生活的歲月，大約就是張大千心情最為平靜的一段歲月，平日吟詩作畫，種竹蒔花，遊興大發時便外出雲遊，買賣古畫，舉行畫展。東京、巴黎、紐約、曼穀、香港、台北等地，經常有張大千的身影出現。
夏秋之時巴西多雨，經常是麗日當空，一霎間烏雲四合便下起雨來，遠近一片空？似煙似霧，朦朧靈奇，於是大千心有所感，意有所適，便以潑墨及潑彩的方式宣泄於紙上，形成一種極富形式感的風格。他的潑墨山水，就是在“八德園”中捕捉到的靈感。更有題詩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