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歲生日那天，我恰好在倫敦。規劃的行程，是去大英博物館打發一整天。
大英博物館的主展廳不定期會有展覽，那一天的展覽名叫“living and dying”：長長的展台，鋪滿了各種藥丸和醫療器械，每一列都隸屬於最下麵標注出的一個個主人公——這裏陳列著已逝去的人們自認為生命最美好、最痛苦時刻的照片，以及，他最後時刻的麵容。
看著這一張張麵孔，我突然想起重病八年、已經離世的父親，他恰是在三十歲那年有了我這個兒子的。
我當時來來回回地閱讀這展覽上的每張照片，每段人生，忍不住揣想，當時的父親應該也和三十歲的我一樣，已經度過了人生的懵懂期。世界已經幫他剔除掉天真的虛妄，歲月也悄悄開始把他的臉捏出折痕，當時的他應該已經和真實的世界迎麵撞上。他是否已經找到辦法和自己身上的欲望講和？他如何理解這個朝他的人生撲麵而來的新生命？後來的命運如何潛伏在父親周圍，然後一點點把他最終捕獲……
我才發覺，我其實不認識父親，即使我們是彼此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嚴格來說，我隻是知道他的人生，隻是知道他作為父親這一角色在我的生活中參與的故事，我沒有真正地看見並理解他。
而認識到這一點，讓我異常難受。
我常對朋友說，理解是對他人最大的善舉。當你坐在一個人麵前，聽他開口說話，看得到各種複雜、精密的境況和命運，如何最終雕刻出這樣的性格、思想、做法、長相，這才是理解。而有了這樣的眼睛，你才算真正“看見”那個人，也才會發覺，這世界最美的風景，是一個個活出各自模樣和體係的人。
顯然，我沒能“看見”我的父親，也已經來不及這樣去看父親了，他已從我的生活中退場。我開始擔心，自己會以這樣的方式，錯過更多的人。這惶恐，猶如一種根本的意識，就這麼植入了內心。
從倫敦回來的一個月後，我試圖以僅有的記憶建構一篇文章，盡可能地去尋找父親，抵達父親，看見父親——便是《殘疾》。這是挽留，告別，也是對內心惶恐的交代。
也是從那篇文章開始，生發出一種緊迫感：我應該看見更多的人。這是對路過生命的所有人最好的尊重，這也是和時間抗衡、試圖挽留住每個人唯一可行的努力。還是理解自己最好的方式——路過我們生命的每個人，都參與了我們，並最終構成了我們本身。
也從那時候開始，寫這本書，就不僅僅是“自己想要做的一件事”了，而是“必須做的事情”了——我在那時候才恍惚明白寫作的意義——寫作不僅僅是種技能，是表達，而更是讓自己和他人“看見”更多人、看見“世界”的更多可能、讓每個人的人生體驗盡可能完整的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