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座城市就隻有酒吧街上那幾個酒吧，也隻有九一路上那兩三家樂器行。厚樸藏身的地方確實不多，但直到回北京前，我依然沒能找到他。
然而生活必須繼續，就像是個話劇演員，我必須在中場休息時間結束後，繼續扮演起在現實生活中苦苦爭取來的角色。
我就這樣告別了那座城市，告別了學校，也告別了厚樸。
北京果然像隻巨獸，從飛機一落地開始，就有各種觸須攀爬而來，把你卷入一個個事件、一個個挑戰、一個個故事和一場場悲喜中。這眾多事件，這眾多悲喜，厚厚地、一層層地包裹著你，讓你經常恍惚，覺得似乎除了北京之外，再沒有其他的生活了。
作為師範大學的學生，我和厚樸的大部分同學都留在家鄉當起了老師，偶爾有些來北京進修或者補習的。我作為唯一一個紮根北京的人，自然成了他們的駐京接待處。
我沒再刻意去打聽厚樸的消息，但來的人總會有意無意地說起——事實上我和許多同學說不上熟悉，隻是偶爾說說一些陳年舊事和另外一個共同認識的人的故事，勉強證明，我們為什麼還要在彼此身上花時間的原因。
據說厚樸流浪到最後，沒有朋友收留了，借公共電話亭打了個電話，就被他父親來城市接了回去。
為了他的事情，厚樸的母親和父親吵了很凶的一架，最終母親的主意占了上風。在母親的努力下，一些關係得到疏通，厚樸被安排到三明一個很小的村莊裏去教書。教的課據說很雜，有語文、政治和音樂等。
不知道為什麼，聽到這個消息之後，我經常會在忙到大腦快抽筋的時刻，突然想象，在一個小村莊裏帶著一群小孩唱歌的厚樸。在我的想象裏，他還是那樣激情四溢，還笑開著兩顆小虎牙，而村子的陽光，能把他的臉再次照出那種動人的透亮感來。我總會邊想象，邊自己開心地笑。
仿佛過上這樣生活的，是我自己。
糊裏糊塗地，我在北京已經待了兩年了。一個很平常的晚上，大學時期的班長給我打來電話：“你這周末能回來嗎？一起去趟三明。”
“為什麼去三明？”我沒反應過來。
“厚樸死了，班級組織同學們去探望他家。想說你們是最好的朋友，要不要也去送送他？”
我當即腦子一片空白，猶如被人重擊了一般。
班長還在講述這幾年厚樸經曆的種種，那是和我的想象完全不一樣的故事：到村裏教書的厚樸，一開始有些寡言，但也稱不上什麼問題，但慢慢地，他不斷和家裏人說，腦子裏有個聲音，哐當哐當的，像是有隻怪獸，就住在他腦子裏到處衝撞。一開始，還隻是在晚上隱隱作痛，漸漸地，會突然毫無征兆地發作，他一開始隻是喊頭疼，後來竟發展到拿自己的頭去撞牆，撞得頭破血流。
課最終是上不了了，他的父親帶著他到處去檢查，並沒能查出什麼問題。
自殺的前一周，他對父親提了最後的要求：我能去北京看病嗎？
他父親拒絕了。
這幾年，已經耗盡了這個家庭的最後一點積蓄，也耗盡了這個父親最後的耐心。
班長還在感慨：“我們要多珍惜彼此了，生活是個漫長的戰役，他是我們當中陣亡的第一個人……”
我已經聽不清他在說什麼了。
厚樸的父親不知道，同學們不知道，王子怡也不知道，但我知道，住在厚樸腦子裏的怪獸，是他用想象喂大的那個過度膨脹的理想幻象。我還知道，北京不隻是他想要求醫的地方，還是他為自己開出的最後藥方。
一種難以形容的悲傷，迅速在胸口膨脹。張了張口，試圖想發出點什麼，卻始終沒有一點聲音。我這才意識到，這幾來年，對自己的管控太成功了，以至於在這個極度難過的時候，還顧慮著大聲宣泄會惹來鄰居的非議。
大學四年，畢業工作兩年，我一直控製著自己，沒學會抽煙，沒學會喝酒，沒讓自己學會發泄情緒的一切極端方式。要確保對自己一切的控製，要確保對某種想象的未來達成，要確保自己能準確地活在通往目標的那個程序裏。
然而我要抵達的到底是什麼？這樣的抵達到底有什麼意義？
我自己也完全不清楚。
不想哭，內心憋悶得難受，隻能在租住的不到十平方米的房間裏，不斷來來回回地到處走，然後不斷深深地、長長地歎氣。仿佛我的胸口淤積著一個發酵出濃鬱沼氣的沼澤，淤積著一個被人拚命咀嚼，但終究沒能被消化，黏糊成一團的整個世界。
也就是在那時候，我突然察覺，或許我也是個來北京看病的人。
或許，我和厚樸生的是同一種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