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也有內在規律，可以用來設計字形編碼。但是，漢字的內在規律複雜而多例外。所以字形編碼都是“多重”規則，而每重規則又都有例外。字形編碼在日本已經讓位於假名變換，中國也應當走出編碼時期，推廣無編碼的拚音變換。拚音變換對學過拚音的小學生來說，不需要另外學習。這是普及中文電腦的一個關鍵性的步驟。
科技術語和譯名問題是文字改革的一個重要方麵。中國把這方麵的工作交給單獨的機構來負責，所以不列入文字改革工作的項目中。在中國曆史上，有兩次大規模輸入外國文化，一次是以唐代為高峰的輸入印度佛教文化，另一次是從清末開始的輸入西方科技文化，今天的新科技和信息技術就是科技文化的延長和發展。大規模引進外來文化，必然大規模引進外來術語。戰後新興國家都遇到如何引進科技術語的問題，中國並非例外。
用字母文字的國家在引進新術語的時候，無例外地都采用原樣借入的方法。這就是魯迅所說的“拿來主義”，一般稱為“術語國際化”。日本原來跟中國一樣，采用“意譯、單音節化、創造新漢字”的翻譯方法，後來改為利用片假名直接音譯外來術語。中國現在的方法是“意譯為主、音譯為輔”。意譯的好處是容易為群眾所理解，但是缺點很明顯。“一名之立，旬月踟躇”。“一名之定，十年難期”。在時間上難於追趕先進，也不利於閱讀國外科技文獻。我提出一個解決方法，叫作“術語雙語言”。對一般群眾采用意譯，這是較少的常用術語。對專業工作者采用術語國際化，方便追趕科技的迅猛發展。我發表了幾篇論文，其中一篇的題目是《文化傳播和術語翻譯》（一九九五），說明“術語雙語言”的必要性。
今天，世界進入全球化時代，任何國家如果不能進入國際競爭，就有落後和失敗的危險。要想進入國際競爭，在語言上需要學習事實上的國際共同語：英語。我國原來實際上推行“方言或民族語和普通話”的雙語言，現在需要再加上“普通話和英語”的雙語言，否則中國人無法走出中國，參加國際活動。“改革開放”需要兩個“雙語言”，這是時代的需要和發展的需要。我發表了一篇文章《雙語言時代》（一九九七），說明這個時代的語言需要。全球化已經不是少數人的夢想，而是不由分說地真的向我們走來了。
“文字改革”或者“語言計劃”這些說法有時容易發生誤解。我從六十年代起就改說“語文現代化”。有人說，“語文怎麼也能現代化？”其實，“語文現代化”這個說法在國際上早已通行。例如：一九六七年在馬來西亞舉行“亞洲語文現代化”國際學術會議，到會的有亞、歐、美等許多國家的學者；這時候中國還沒有開放對外學術交流，所以中國沒有人參加。後來，一九八三年在夏威夷舉行“華語社區語文現代化和語言計劃”國際學術會議，簡稱“華語現代化”國際會議；中國大陸參加者有六人（傅懋勳、劉湧泉、陳章太、範繼淹、黃國營和我），中國台灣參加者有五人，此外有各國的學者。語文現代化不是中國一國所特有的工作，而是一種世界性的工作。這一點要使國內更多人知道，以利於中國的改革開放。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十日
（《學林春秋》，張世林編，中華書局一九九八年版。此據《周有光語文論集》本）
《漢字改革概論》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