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我們無意中發現了一個新的聊天題目。我告訴他：“還有一件事，我害怕貽笑大方，一直不敢告訴你。我有一個洋人朋友，要我教他一點兒中文，隻要一點兒，不要多。為了教他一點兒中文，我編了一本微型講義《中文十課》。用簡易的拉丁化新文字，不用方塊字。讀了五課以後，才開始學幾個方塊字。這也是閑暇無事的玩意兒。”我不好意思地拿出那本用打字機打的以英文解釋中文的講義，補充一句：“這是洋塗鴉！”意料不到，羅先生說：“讓我拿回去看看。”不久，他把講義還給我，在我錯誤的地方，詳細地用鉛筆作了改正，並對我說：“有一點意見：不標聲調，不好。”他的誠摯態度，給了我深刻印象。想不到以他這樣一位國際有名的語言學者，竟對我的消遣的玩意兒毫無輕視之意，反而主動給我幫助。這種“雅不輕俗”的平民作風，在當時的學術界是難能可貴的。從此，我聽了他的話，不再讚成當時“拉丁化運動”反對標調的主張。從此，我對中文的拚音化問題，繼續作一些業餘的研究，不再把它看作是見不得人的事情。
一九四九年冬天，我回到上海，在複旦大學經濟研究所和上海財政經濟學院教書。一九五五年我接到通知，到北京參加“全國文字改革會議”。這大致是由於我對文字改革一向有些興趣。完全出於我的意料，會後我被留下作為新成立的“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的一個工作人員。我對當時文改會的領導吳玉章先生和胡愈之先生說：“我是外行，留下不合適！”他們說：“這是新的工作，誰都是外行。”經濟學界的朋友們都反對我改行，隻有一個朋友對我說：“改行好，文改比經濟安全。”這樣，我就留下來了。
留下以後，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請教羅先生。我忽然成了羅先生的一個大同行，這也是羅先生所沒有想到的。我有羅先生這位老朋友可以請教，這是我的精神依靠。從前，我閱讀語言學書籍，是“換換閱讀的口味”，任意瀏覽，不求甚解。現在要改行，就得從頭學起了。從頭學起的第一件事是認真學習羅先生和他的大弟子王均先生合寫的《語音學常識》（起初用田恭筆名發表在《中國語文》雜誌上，後來改編出版為專書《普通語言學綱要》）。我多次對羅先生說：“我是您的大弟子的未及門弟子。”
一九五五年十月“全國文字改革會議”結束後，緊接著舉行“現代漢語規範問題學術會議”。前者主要是行政性會議，後者是純學術性會議。召開規範問題會議是羅先生的主張，會議內容也是主要由他籌劃安排的。
事先，我幾次去拜望他，向他請教規範化的意義。他對我說：“規範化和拚音化有密切關係。語言不規範化，拚寫出來的拚音文字就無法定型。拚音文字的定型化，對語言規範化能反過來發生推進作用。”這是我記得的大意。
羅先生在《略論漢語規範化》文章中，有更精辟的說明。他說：“如果要采用拚音文字，就必須有規範化的語言。拚音文字必須有拚寫的對象，如果對象不明確，拚音文字就很難在實際上應用。另一方麵，語言的規範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有賴於拚音文字。由於漢字的特殊性質，字音是很容易讀錯的，構詞是異常自由甚至可說是漫無限製的。這種種缺點，采用拚音文字之後都可以得到合理的糾正。應該說，拚音文字和規範化的語言這兩件事互相配合，正如車有兩輪，鳥有雙翼。”
不采用拚音文字的必須實行語言規範化。他說：“五億六千萬漢族人民要參加國家生活，沒有統一的、規範化的語言是不行的。不但是要普及教育，要提高文化，非有規範化的語言不可，而且語言使用的複雜和分歧還會直接影響工業和其他經濟部門的建設工作。”羅先生和呂叔湘先生在規範化會議上共同發表的報告《現代漢語規範問題》中說：“作為使我們在一切活動範圍中調整其共同工作的工具的語言是什麼樣的一種語言呢？我們所需要的是一種高度發展的語言，我們所需要的是一個統一的、普及的、無論在它的書麵形式或是口頭形式上都有明確的規範的漢民族共同語。”
那時候，對漢語規範化，很多人不理解，即使在語文教師中，理解的人也不多。“漢語”上麵加上“現代”二字，有人聽了就搖頭，再加上“規範”二字，更加格格不入了！共同語的規範化和普及化，是工業化的必要條件，語言發展跟經濟發展有密切關係，這一點在當時是許多人所無法理解的。羅先生的語文思想走在時代的前麵，因為他不僅是一個中國語言學者，還是一個世界語言學者。遺憾的是，由於我國社會發展遲緩，羅先生的語言思想在今天依舊沒有被一般社會所理解。在“文化大革命”之後的語文複古思潮中，“現代漢語規範化”這件事有些人認為是不必多談的小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