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李嘉誠尊重小兒子的選擇。
1987年，21歲的李澤楷大學畢業。此時，家族在加拿大的事業正轟轟烈烈展開，而李澤楷去了加國，而且不是像其兄一樣打理家族生意，而是進入一家投資銀行從事電腦工作，做一名靠工薪度日的打工族。
直到1990年，做了4年打工族的李澤楷，才在父親的指令下回港。李澤楷順從父意，也許是他厭倦了異國打工生涯；也許認為父親的公司裏，更可“隨心所欲”，大展拳腳。
李澤楷回港不久，正趕上“衛星廣播有限公司”（簡稱衛視）成立，李嘉誠家族與和記黃埔各占一半股權。衛視將向亞洲衛星公司所擁有的“亞洲衛星一號”租用線路，其中和黃又占有該公司1／3股權。
李澤楷對衛星電視抱有濃厚的興趣，馬世民任命他為衛視的董事兼行政負責人之一。
1990年8月，李嘉誠說服港府，規定若使用碟型天線收看衛星電視訊號，隻要不涉及商業用途（指向用戶收費等）或再行轉播（指向無線台、有線台有償提供服務），便無須申請批準及領取牌照；隻接駁一部電視機的獨立衛星碟型天線可豁免領牌；若一座大廈共有衛星碟型天線及室內係統，則需持牌公司安裝及操作。這樣，全港至少15萬座符合安裝衛星天線標準的大廈，對九龍倉的有線電視構成了莫大的威脅。
烽煙四起，很難確認誰最先挑起戰火。李澤楷不準許九龍倉打進長實係興建和管理的大型屋村、大廈樓宇安裝有線電視；吳光正則禁止安裝衛星天線的持牌公司，進入該家族所控的大廈安裝碟型天線及室內係統。
1990年12月，衛星電視正式獲得營業牌照，但有兩個附加條件：一是不可播放粵語節目；二是不得向用戶收取費用。
第一個條件，實際上是無線、亞視、有線等三家電視台向港府施加壓力的結果。三家的大股東皆有來頭，無線有利氏家族、影視大王邵逸夫；亞視有李嘉誠的同鄉林伯欣家族、好友鄭裕彤家族；有線則是包玉剛與郭炳湘。在商言商，在重大利益上都不肯做謙謙君子。
“亞洲衛星一號”覆蓋麵從地中海至西太平洋，可為30多個亞歐國家和地區提供電視電訊服務。但衛視的主要市場在香港，香港華人，不僅不願看國語節目，絕大部分人連聽都聽不懂。不許播粵語節目，等於喪失了香港市場。
李嘉誠父子頻頻出入港府，要求解除禁播粵語節目的條例。李氏父子還輪番上陣，借助傳媒，指責港府規定的荒謬性：一家香港本地注冊的電視台，卻不準許播放本地話的節目，此乃無稽之談……
李嘉誠一直以和為貴。他如此“謾罵”，絕非一時衝動。他旨在爭取民心，他委托一家獨立的公關公司，搞了一次民意測驗，接近百分之百的衛視用戶都讚成播放粵語節目（外籍用戶則希望再增加英語節目）。李澤楷將測驗結果呈交港府的文康廣播科廣播事務管理局，作為修改條例的參考。
和黃、九龍倉大鬥法，到1991年中達到白熾化。雙方的比拚，基本上和黃處攻勢，九龍倉處守勢——吳光正竭力敦促港府，維持有利於自己的條例。而李氏父子，則攻其“死穴”，既要港府解除禁播粵語節目的條例，還要求準許向用戶收取費用。
九倉向傳媒坦言道：“根據我們多年的調查，香港這彈丸之地，隻能容納一個收費電視，兩個隻會造成惡性競爭，兩敗俱傷。”
對九倉的“善意警告”，李澤楷充耳不聞，欲置敵手於“死地”。其勢之銳，比當年乃父逼迫置地有過之而無不及。九倉董事吳天海感歎道：
“政府若批準衛星電視收費，九倉肯定放棄（有線電視計劃）無疑。政府若批準衛星電視播放廣東話節目，觀眾的節目選擇將大增，對有線電視影響甚巨。除非政府在其他方麵給予補償，如免專利權稅等，否則九倉打退堂鼓機會亦大於一切。”
九倉采取哀兵之術，以爭取公眾輿論和港府有關官員的同情。李澤楷不動側隱之心，仍窮追不舍。據港府的態度，有可能放寬粵語節目的限製，但隻維持一家收費電視。
1991年9月6日版的《壹周刊》指出：“九倉計劃競投的有線電視及第二網絡，預算投資額達55億港元，而和黃的衛星電視計劃，投資亦達30億港元以上。兩大財團數十億元投資的競爭，為了自保及克敵，哪能不出盡法寶力爭！
李澤楷力撼吳光正，已初步達到預期目的。一位評論家說：“李澤楷采取的是進尺得寸的戰術，欲借五百，則開口一千，否則借五百都要打折扣。”
1991年3月，衛星電視公司正式成立，李嘉誠任主席，馬世民、李澤楷任副主席，具有多年電視經驗的陳慶祥任行政總裁。總投資為4億美元。
1991年4月，衛視開始試播；到年底，衛視已正常利用五個頻道播映節目。
李澤楷野心勃勃，欲做傳播大王。他心高氣盛，也引起和黃高層間的磨擦。李嘉誠對二公子多有批評，但實際上又在“放縱”。也許是因為澤楷是親子，也許是讓他磨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