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60年代，新加坡著名僑領高德根，對陳嘉庚的成功經營高度評價說：“陳嘉庚壯歲南來，到古稀之齡才離開本邦，他一生中最有為的時期都在本邦度過。他在本邦建立他的事業，種植樹膠、黃梨，開辦工廠，成為本邦曆史上第一位大實業家，即最早與最偉大的工業開拓者與先驅。當他事業全盛時期，他的各種企業機構所雇傭的職工超過萬人，其規模之龐大，直到現在還沒有第二人能和他比擬，他是東南亞千百萬華人中最富傳奇性的一位偉大人物……陳先生創業的魄力與眼光，不但使他個人事業成功，得以發揮其博愛人群的偉大懷抱，而且更大大地促進了本邦的經濟發展與社會繁榮。”
俗話說，民以食為天。物質生活從來就是人類生存的第一需要。海外赤子亦不例外。世代華僑遠離祖國和家鄉，長期漂泊海外，隻有當生存（溫飽和立足）問題解決之後，才能論及其他。陳嘉庚所辦實業，行業繁多，規模龐大，所需勞力甚眾，最多時達三萬人左右，所聘用員工多係華僑，這就為廣大華僑造就了許多就業機會。華僑就業後，既積極為陳嘉庚公司生產和銷售商品，創造財富，創造剩餘價值，也為自己掙了一份工資收入，借以維持個人生活及補貼家用，因而使眾多華僑深受其益。
此外，華僑在陳嘉庚公司就業後，還可學到一門以上生產技術或營銷業務，特別是種膠和煉膠。當年，這類工種屬高新技術範疇，熟練掌握它，不僅有利於現有崗位操作，而且有助於今後再就業。和許多有成就的華僑華人實業家一樣，陳嘉庚在海外經營的成功，既促進了當地民族經濟的繁榮，又為廣大華僑的生存與發展開辟了廣闊的天地。
大辦僑校為華僑上學創造條件。辛亥革命前，東南亞的華文學校教育幾乎是空白，雖有少數私塾，但隻講孔孟之道；雖有一些英語學校，其性質屬殖民主義類型，目的是為鞏固殖民統治。為此，許多華僑雖身為炎黃子孫，卻不懂中國的燦爛文化，不知道中華民族悠久的曆史。辛亥革命一聲炮響，進一步喚醒和激勵了海外華僑的民族意識，有的華僑開始送子弟回國上學或深造，但由於種種原因，能如願以償者畢竟寥寥。有鑒於此，陳嘉庚在著力經營實業的同時，為了使華僑不忘祖國和家鄉，在新加坡集資創辦或支持讚助各類華文小學、中學及專業學校。
陳嘉庚辦事一向認真負責，不辦則已，辦就辦好。興辦僑校更是如此。如新加坡道南學校，原名為道南學堂，創辦於1906年，1910年起，陳嘉庚任該校總理（董事長），任職期間即對校務實行改革刷新，注重選聘優秀中文教師，堅持以普通話代替方言教學。由於陳嘉庚辦學有方，華僑熱心支持，教師認真執教，加上學校經費充足，辦學成績顯著，學風優良，校譽日隆。後來雖受日寇南侵破壞的嚴重影響，但戰後迅速複課，秩序井然，師生人數激增，學校規模不斷擴大，學校由初創時師生僅百餘人，到20世紀60年代初，擴至1300餘人，實行兩部製（分上下午教學）。該校曆史悠久，畢業生眾多，社會影響深遠，是新加坡華文學校中的佼佼者。
又如新加坡南洋華僑中學。該校經陳嘉庚多年籌備，於1919年創辦。學校最初隻有70多名學生、10名教師。到20世紀70年代，已擁有學生2000多名，教師100多名。校園寬闊，校舍富麗堂皇，各種教學設備齊全。不僅在新加坡，而且在東南亞華僑學校中，均堪稱一流。
可以這樣說，凡是由陳嘉庚創辦或讚助支持過的華僑中小學校，雖各具特色，但不乏共同之處。其共同點是這些學校的畢業生，或升學，或服務於社會，很多都成了社會骨幹和中堅人物，對僑居國經濟文化的發展和華僑社會的進步，都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陳嘉庚在新加坡興辦僑校，完全摒棄不合時宜的傳統的地域或幫派觀念，主張“有教無類”、“五湖四海皆兄弟”。對貧苦生、師範生、專業生及女學生，更多方鼓勵或優待。由於陳嘉庚的大力提倡和廣大華僑的覺醒，南洋各地華僑辦學蔚然成風，華僑學校有如雨後春筍，不斷設立。截至1937年抗戰前夕，南洋僑校已多達3000多所，學生達40餘萬人。各地僑校經費概由華僑自籌自決，教師或從國內聘請，或從當地師範畢業生吸收，教材普遍采用或參考國內課本，教學語言以普通話為主。華僑教育在南洋各地的普及和發展，對廣泛傳播中華悠久文化、提高華僑科學文化水平、促進華僑社會團結和當地民族友好相處、增強民族意識和愛國精神等方麵，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陳嘉庚在新加坡，既熱心辦學，又熱心辦報。1923年，他創辦了一份影響很大的《南洋商報》，1946年又創辦了戰鬥性極強的《南僑日報》。這兩份華文報紙，對提高華僑文化素養和政治認識，以及維護華僑正當權益，發揮輿論導向作用等方麵，都是其他華文報紙難以比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