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風與校風建設
張謇認為：“國家前途舍學子無望，學子前途舍敦行力學無望，敦行力學舍專靜無望。”因此“學生須以求學問為唯一宗旨”。而學生的可塑性很大，“猶水在盂，盂圓則圓，盂方則方；猶土在陶，陶瓦則瓦，陶器則器”，“生鐵之必數煉而為鋼也，生棉之必層製而為布也”，關鍵在於學校與老師如何教育。1903年他在日本考察教育時，有兩件事對他觸動很大。一件是5月31日在大阪城南陸軍練軍場冒雨參觀大阪市小學校創立三十年紀念會。學童之集者四萬人。時風雨大作，衣履盡濕，而小學生行列不亂。此非一日之功，而是積三十年長久熏陶的學風校風所致。另一件是6月9日在東城郡鶴橋村參觀農學校後在該校用午餐。該校凡掃除之事必由學生自為之，一些食品也由學生手製，但常年佐餐隻有生魚片2片或熏小魚2條、鹹蘿卜2片。他當時作為日本政府介紹的特客，也隻有一碟雞蛋牛肉屑炒薯片，一小碟鹽漬蘿卜片，外加一壺茶。其學生勤儉之風令張謇欽敬不已。原來日本教育家有言：“當使學生知為學不求飽而敏於所事，不可使飽食而無所用心。”這兩件事說明日本學生具有忠實堅強的紀律性和勤儉耐苦的學風，引起張謇深入的思考，並由此悟出對學校的管理之道。他認識到：“以教為育，便是幹涉而非放任。放任者野蠻之事，幹涉者文明之事。”他竭力倡導“勤苦純樸之校風”，並於1912年專門寫了《論嚴格教育旨趣書》，提出了“凡教之道以嚴為軌，凡學之道以靜為軌”的精辟論斷，主張學校管理應比照軍隊，“師道貴嚴”，不宜放任，“有害群者去之，無姑息焉”。1923年元旦，他諄諄教導學子們一要靜心二要耐苦：“靜然後能寧心誌，靜然後能致思慮，靜然後能蓄精神。今日之靜正為他日之動也。古今中外無浮躁而能成學問、而能成事業者。……古今學者之所以能成其學，何一非從艱苦中來？”他的這些論說，符合人們認識世界的能動過程，闡明了教與學的內在規律，具有確鑿的真理性。為從製度上保障教學秩序，維護好的學風校風，張謇還設計並實施了一些獎懲措施。他認為：“賞罰者，整齊一校規則、銳厲一校精神之具也。”他勸導學生要從“何人以何事而賞，何人以何事而罰”中引發思考，激發勤勉向上的誌氣，從而收到獎勤勵惰、去其害群的正麵效果，而避免驕傲自滿或嫉妒嫌忌的負麵效應。針對“向學之士，貧者居多”的情況，張謇還在學校裏設置了一些“苦學生”崗位，在減免學費的同時讓他們承擔一些校內雜務，幫助他們通過勤工儉學完成自己的學業。
教育事業的發展規律
張謇認為教育是有起點而沒有終點的事業，必須與時代一同進步，長辦常新。他說：“萬事有始者有卒，教育有始而無卒之事也。萬物有新者有舊，教育有新而無舊之事也。”因此，“教育必須與時勢相消息。倘昧於時勢之變遷，墨守定章，一成不變，則其教育與時勢不相應，雖有成效，何補於國？何補於民？”不僅如此，教育還是一項既有規則又無定則的事業，不同國度不同地區發展教育必須從本國本地的實際出發，才能收到好效果。他說：“教育者，有方而無方、有法而無法之事也。”因此，“教育尤其宜有變動，不過必當顧及本地的需要。例如在南通講教育，先要想什麼是南通需要的，什麼是適合南通的。”他的這些論斷，揭示了教育事業應當隨著時間地點而發展變化，批判了文教事業上的教條主義，對於保持教育事業的生機活力具有長久的指導價值。
由以上九方麵主要內容構成的張謇教育思想體係，是同時代教育思想家的典型代表與集大成者。這些教育碩果批判地繼承了以孔子為代表的中國古代儒家教育思想，實現了新的曆史時代教育思想的新飛躍。以張謇為傑出代表的中國近代教育家的理論與實踐，是繼孔子把“學在官府”改變為“學在私塾”之後，對教育生產力的又一次大解放，具有把古代教育推進到現代教育的裏程碑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