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4月,梁思成和兩位營造學社的同事終於從北平出發,前往約80公裏以外的河北省薊縣獨樂寺。經梁思成考證,獨樂寺史建於公元984年,是當時已知年代最早的木結構建築。對獨樂寺的實地考察,在當時是一個創舉,這種方法意味著研究者不再是坐在家中,單純以文字方式研究,而是走出去實地考察和尋找測量古代建築,這是中國人用科學的方法,從實物中研究中國建築的開始。第一次實地考察就獲得如此重大的發現,這讓梁思成興奮異常,他迫切想知道,是否還有唐代木結構建築。日本學者曾斷言,中國已不存在唐以前的木構建築,要看唐製木構建築,人們隻能到日本奈良。伊東忠太,日本近代建築史史學博士,1936年,也就是“七七”事變爆發前一年,他在新出版的中國建築史上提出一種觀點:“究廣大之中國,不論藝術,不論曆史,以日本人當之皆較適當”,言下之意是,中國人不具備研究自己曆史和藝術的能力。在20世紀那段艱難歲月中,中國麵對國土被侵略,文化要喪失的雙重危機。這時梁思成偶然看到一本畫冊《敦煌石窟圖錄》,這是法國漢學家,博西河在敦煌石窟實地拍攝的,他看到117號洞中有一張唐代壁畫《五台山圖》,繪製了佛教聖地五台山的全景,並指出了每座寺廟的名字,其中有一座叫大佛光寺。這讓梁思成看到了發現唐代建築的希望。1937年6月,梁思成和他心中的佛光寺越來越接近了。唐代建築藝術是中國建築發展的一次高峰,在建築曆史研究上也有著重大意義,可是由於年代久遠,自然災害和人為破壞,都使建築的保存極為艱難。
從1932年到1937年間,梁思成已實地考察了137個縣市,1823座古建築,可是他一直期望發現的唐代木結構建築,卻一直從未出現過。
梁思成在文章中寫到:自19世紀中葉以來,中國屢敗於近代列強,使中國的知識分子和統治階級對於一切國粹,都失去了信心。
古老的被拋棄了,佛教、道教被斥為純粹的迷信,許多廟宇被沒收並改做俗用,被反對傳統的官員們用做學校、辦公室、穀倉,甚至成了兵營、軍火庫和收容所,毫無紀律的大兵們,由於缺少燃料,竟把一切可拆的部件——隔扇、門、窗、欄杆甚至鬥拱都拆下來燒火做飯。
在漫長的曆史歲月當中,很多古典建築精品遭到了搬遷甚至毀壞的命運,想到這一點梁思成真是痛心無比。那麼他的問題是到底唐代木結構建築在中國還有沒有留存下來。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的資料當中梁思成發現,大佛光寺應該就在五台山的外圍,可是一千多年前的建築又是木結構,還能不能幸運地留存下來。梁思成這時候認為必須抓緊時間,趕快去找到大佛光寺,否則它很有可能毀於敵人的戰火。
佛光寺,在1937年的夏天,梁思成走完了一段漫長的發現之路來到它的麵前。那次建築史上最輝煌發現的具體情形,我們已無法聽到當事人的回憶,惟一的依據便是梁思成1944年10月發表在營造學社會刊上的一篇文章《記五台山佛光寺建築》。1937年6月22日黃昏時分,梁思成一行到達豆村附近,這就是《敦煌石窟圖錄》一書中標有大佛光寺的大致位置。當年人煙稀少的豆村今天已成為豆村鎮,有一萬多人口,在鎮中惟一的交叉路口,標明於此往北約五公裏處,便是佛光寺所在。這段五公裏的砂石路,直到今天遊人還很少,正如梁思成當年所判斷的那樣,交通不便,香火冷落,寺僧貧苦,所以修理裝飾都很困難,而正是這些原因,使佛光寺這座古老的建築得以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