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9月，西飛與加拿大航空公司簽訂了第一份轉包生產合同，承攬CL215森林滅火飛機7個部件的來圖來料加工，邁出具有曆史意義的第一步。為了開發出高技術含量的航空產品，邵國斌繼續堅持航空為本，軍民結合，加強技術改造，擴大轉包生產的方針。1984年、1987年他兩次出國，續簽了100架波音垂直尾翼的生產合同，波音公司決定將737飛機水平尾翼、機身尾段交給西飛公司生產。西飛通過轉包生產，企業實力得到增強，在國際航空製造業中的知名度得到提高，一些歐洲飛機製造廠商紛紛前來洽談業務，項目不斷增加，規模越來越大，為國產飛機的研製打下了良好的基礎。西飛以國外先進的飛機製造技術為標準，投入大量資金進行技術改造，充實了必須的資源和基礎設施，研製支線、幹線客機等新型號飛機。
1986年4月29日，中國製造的運7飛機在合肥機場首航運營載客，外國客機壟斷中國航線的局麵宣告結束。為了這一時刻的到來，邵國斌和一代西飛人臥薪嚐膽，製訂了“航空為本，飛機為主，科研先行，麵向國際，集團競爭，軍民結合，大上民品”的“五步棋”規劃，采取了一係列措施。1983年9月新華社記者的文章在《國內動態清樣》上發表。中央領導批示：今後國內民航支線一律用國產飛機。國務院對運7飛機采取了經濟保護政策，“六五”期間，民航購買了15架運7飛機。
1985年9月，第一架運7-100飛機在香港改裝成功。1986年10月22日，西飛首次召開運7飛機訂貨會，國家民航局又訂購了40架運7飛機，部分省、市地方航空公司也簽訂了飛機的購銷合同。繼合肥民航局開航以後，武漢、內蒙古、西安等民航局相繼用運7開航。運7飛機一度成為國內航線最大的機群。
邵國斌大膽改革開拓，使西飛步入振興、發展的良性循環軌道，為新世紀的騰飛奠定了雄厚的物質、文化基礎。1985年春，他“主刀”進行西飛有史以來第一次“精簡機關，簡政放權”機構改革，撤銷了19個職能機構，500多名非生產工人充實到一線。他十分重視生產、技術管理工作，積極推行現代化管理。關注生產組織，抓各項基礎管理和專業管理，工廠實現了航空產品的計算機輔助設計製造一體化，提高生產效率，使工廠一年有兩種新型飛機試製上天。
邵國斌關心精神文明建設，帶領一班人多渠道增強企業凝聚力。對職工進行財力投資、智力投資、感情投資，創造良好的工作環境、生產環境和生活環境。
邵國斌1992年3月15日在閻良因病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