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許多作家創作了“堂·吉訶德”式的人物。英國作家菲爾丁在小說《約瑟·安德魯斯》裏創造了心地善良、樂於助人的亞當斯牧師，這是個不諳世故屢屢上當吃虧的好人。19世紀英國又有勞倫斯·斯特恩的小說《特利斯脫蘭·香代》，寫出一個托貝叔叔，純樸善良。狄更斯小說《威克匹克外傳》中天真幼稚的威克匹克先生。威廉·薩克雷小說《紐克謨一家》裏忠厚可親的紐可謨上校。俄國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說《白癡》中的米什金公爵等等。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主人公愛瑪被稱為“女性的堂·吉訶德”。這都發源於塞萬提斯的開山大作。
19世紀浪漫主義理解又進了一步。他們大都肯定堂·吉訶德為追求理想、不怕犧牲、堅持鬥爭的精神，同時又指出其行為不合時宜到處碰壁的悲劇性。總之，他們認為堂·吉訶德的形象表現了騎士時代高尚的英雄氣概被資產階級平凡庸俗的現實生活打敗的悲劇精神。德國批評家弗利德利許、希雷格爾把堂·吉訶德身上表現的精神稱為“悲劇性的荒謬”或“悲劇性的傻氣”。俄國作家屠格涅夫讚揚了堂·吉訶德身上對真理的堅定信念和為真理獻身的自我犧牲精神。借此來批評俄國的自由主義分子脫離群眾，誇誇其談，空喊革命的弱點。
20世紀以來，認識進一步深入。肯定作品現實主義的創作成就，承認其社會諷刺意義，尤其對主人公典型性格方麵作了進一步評價。西班牙有一個“1898年一代”作家流派，對《堂·吉訶德》作品的研究，涉及主人公性格。作家米蓋爾·德·烏納穆諾等人指出：主人公性格反映了20世紀初葉西班牙知識分子對祖國前途的焦慮和探索。烏納穆諾《堂·吉訶德和桑丘生平》（1905年）這部著作中，重點考察了西班牙民族衰微的原因，認為堂·吉訶德象征了西班牙民族的靈魂，為了振興西班牙，必須喚起民眾，擺脫無所作為的消極狀態，要為發揚堂·吉訶德所代表的精神理想而奮鬥。這也是最合作者本意的極好的理解方法之一。其實，全世界的讀者到此為止，都應引以為鑒，為了自身的生存發展而發揚主人公那種理想精神，才有望從平庸中超越自我，得到心靈的自由解放。
塞萬提斯對遙遠的東方大國中國懷有極大興趣。在小說的獻辭中開玩笑說是中國的皇帝急著見他，他因沒有盤纏隻好放棄。據考證，明朝萬曆年間，公元1612年神宗帝曾托人給西班牙國王帶過一封信。這在當時是極為神秘有趣的事。所以塞萬提斯寫道：
“最急著等堂·吉訶德的是中國的大皇帝。他一月前特派專人送來一封中文信，要求我——或者竟可說是懇求我把堂·吉訶德送到中國去，他要建立一所西班牙文學院，打算用堂·吉訶德的故事做課本；還說要請我去做院長。我問那欽差，中國皇帝陛下有沒有托他送我盤費。他說壓根兒沒想到這一層。我說，那麼，老哥，你還是一天走20哩瓦，或者還照你奉使前來的行程回你的中國去吧，我身體不好，沒力氣走這麼迢迢長路。”這僅是作者的一個玩笑。
1922年，林紓用文言文翻譯了《堂·吉訶德》並定名為《魔俠傳》，這是第一個中譯本，也隻譯了第一部。30年代傅東華從英譯本轉譯過《堂·吉訶德》，也僅是第一部。魯迅先生生前曾經計劃譯介這部小說卻未如願。1978年，由楊絳先生花費多年心血，從原版西班牙文譯《堂·吉訶德》全部並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這才讓中國廣大讀者見到了譯筆忠實原文，文字優美最受讀者歡迎的《堂·吉訶德》。感謝楊絳先生，塞萬提斯並沒有開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