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4月17日，李鴻章在《馬關條約》上簽字的消息一經傳出，神州共憤，被遺棄的台灣同胞更是群情激怒。4月17日晚上，消息傳到了台北的英國商行，在商行裏幹事的中國人聽說後，又把這個消息告訴了自己的親友。因此一傳十、十傳百，迅速傳遍了全台灣。4月18日，群眾齊聚巡撫衙門兩側，在這次集會上，愛國詩人丘逢甲起草了一份致北京清政府的電文，斥問清政府：“自聞獲警以來，台民慨輸餉械，不顧身家，無負朝廷。列聖深仁厚澤，二百餘年所以養人心士氣，正為我皇上今日之用，何忍一旦棄之？”在電文的最後，台灣民眾表示：“臣等桑梓之地，義與存亡，願與撫臣誓死守禦”，“如倭酋來收台灣，台民惟有開仗，設戰而不勝，請俟臣等死後再言割地”。
4月19日，台灣巡撫唐景嵩終於等來了清政府複電。複電中，清政府正式向唐景嵩通報了割讓台灣一事，並為割讓台灣辯護，“台灣雖重，比之京師則台為輕”，又說，“台灣孤懸海外，終久不能據守”，要求台灣民眾“勿得逞忿一時”，以“免茲事端，致礙大局”，如果台灣民眾不願卵留在台灣，可以內渡。消息傳出，台灣民眾被更加激怒了。憤怒的群眾圍在衙門外抗議，一些士紳進入衙門內，圍住唐景嵩，流著眼淚，要求唐景嵩留在台灣固守台灣。4月20日在一片震天動地的鑼鼓聲中，激怒的群眾再次表示他們要誓死捍衛台灣的意誌。集會群眾相約，如果政府不能與日本改訂條約，他們就抗繳厘金，並禁止各鹽館出售食鹽，餉銀不準外出，製造局不停工，作為台灣人民抗倭的費用，“願人人戰死而失台，決不願拱手而讓台”的標語貼滿了台灣的大街小巷。
但清廷割台的決心也更堅定了，光緒皇帝在寄希望外國幹涉破滅之後幹脆又來了個180度的大轉變，下令唐景嵩來京，台灣的所有文武官員一律內渡回到大陸。光緒皇帝唯恐這樣做還不足以取信國際社會。台灣與大陸的聯係從此徹底掐斷，台灣人民如欲保衛台灣，那就隻好孤軍作戰了。
在清政府已決意棄台，日本已調軍準備進攻台灣的情況下，由丘逢甲倡議、台灣士紳決意組織“台灣民主國”以救亡圖存。丘逢甲為台灣的名門望族，因科舉而中進士，兼工部主事。甲午戰爭起，丘逢甲組織鄉勇助守。在清政府同意割台後，丘逢甲上書要求清政府與日本改約，並力勸唐景嵩繼續主持台政。在台灣已被割讓無可挽回的情況下，丘逢甲認為既然清廷拋棄台民，但台民不能自棄。這時台灣有一位留過洋、懂得國際法的陳季同，他從國際公法中找到一條依據：“割地須問當地居民能順從否”，如果當地老百姓不願意割讓，那麼，此種割讓行為就是無效的。在丘逢甲與陳季同的策劃下，士紳們經過一陣短時間的倉促商議，決定成立“台灣民主國”。
5月24日，丘逢甲等以台灣紳民的名義致電北京：台灣屬倭、萬眾不服。唐巡撫代奏台民下情；而事難挽回，如赤子之失母愛，悲慘至極！代查台灣已為朝廷棄地，百姓無依，惟有暫行自主，死守不去，遙戴皇靈，為南洋屏蔽……台民此舉，無非戀戴皇清，圖固守以待轉機。這個電報道出了台灣人民不願脫離祖國的心聲，也說出台灣紳民自主成立“台灣民主國”完全是為了反對日本統治、維護民族獨立。5月25日上午，“台灣民主國”正式成立。按照丘逢甲起草的“臨時憲法”，士紳們選舉唐景嵩為台灣民主國總統、丘逢甲為副總統、劉永福為民主國大將軍。另有議臣、內務大臣、軍務大臣、外務大臣以及各府縣官員。國旗為藍地黃旗，年號為永清，意即不忘大清。
唐景嵩就任台灣民主國總統是在台灣士紳屢屢勸說敦促之下，而他又無法離開台灣，出於無奈的情況下才同意的。台灣民主國成立後，唐景嵩不僅沒有聚集人心，認真進行軍事上的準備，以阻止日軍登陸，反而很快就把民主國變成了一個專製獨裁的小朝廷，他本人也變得唯我獨尊、排斥異己。原黑旗軍首領劉永福是一個真正懂軍事的將領，他專門從台南趕來台北，請求分擔台北的防務，但心胸狹窄的唐景嵩卻告訴他，管好台南的防務就行了，其他的事不要多問。丘逢甲勸唐景嵩接受劉永福的建議，以至“唇焦舌敝，繼之以泣”，但唐景嵩依然不為所動，反而把劉永福趕到台中去了。
台灣民主國的建立，最初是出於清廷拋棄台灣的義憤，一旦麵對節節敗退的軍事和民主國內部的混亂，各種缺陷暴露無遺，日軍在澳底登陸幾乎沒有遇到什麼抵抗。6月3日，日軍已經兵臨基隆城下，此時唐景嵩已徹底失去信心。當台灣士紳勸他轉戰台南堅持抗戰時，他連一點反應都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