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偉大的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運動振撼了全世界。當時我曾有過“恐美病”，為國家的命運擔憂。抗美援朝的勝利，使我對共產黨、毛主席的英明領導，開始產生了敬佩和信任，並迫切希望參加政治學習和社會活動。我本是一個無黨無派人士，經友人介紹，參加了“民盟”組織，在黨的關懷下，於1957年春，我被推舉為上海市政協委員，並安排在市政協學習。開始指派我擔任一個學習小組的副組長，這原是給一個思想改造的好機會，可是由於我過去沒有好好學習，階級立場尚未改變，又不善於依靠群眾，難以掌握會議和勝任學習小組組長的任務。我辜負了黨對我的信任。這雖然也是對我敲起了警鍾，但我並沒有接受教訓。以後又講了一些不合時宜的話，因此，在1957年受到了批判和處分，給我的震動很大。毫無疑問，這時候我的是十分沉重和苦悶的。
能使我自覺自願地衷心樂意地接受社會主義思想，真正認識到“隻有共產黨才能求中國”的真理，則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當全國人民經受十年動亂痛苦的時候，我也受到難以忍受的衝擊，但對會計事業奮鬥的誌願，卻始終不渝，念念不忘。粉碎了“四人幫”，全國歡騰，當時我雖已年逾八旬，亦在絕望歎惋聲中覺醒過來，精神振奮，立即將多年所蓄的長須，一剃而光，以示投身四化建設的決心。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撥亂反正，平反了解放以來的冤假錯案，對我1957年被錯誤地批判和處分的問題，給予了改正。我更加關心黨和國家大事，經常參加市、區政協和民盟組織的各種學習、會議等社會活動，積極閱讀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重要文獻和曆次全國人大、政協會議的工作報告，特別是學習《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以後，更覺得我們的黨是光榮、正確、偉大的，我們的國家是大有希望的。近幾年來黨中央的各項對內、對外方針政策和所有的主張措施都深得民心，順乎民意。黨中央宣布：“我國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已經成為工人階段的一部分，是實現四化的依靠力量”。黨的十二大又提出了到2000年工農業生產年總產值翻兩番的宏偉目標，這些都使我受到了極大的鼓舞。鑒於隨著國民經濟“調整、改革、整頓、提高”八字方針的貫徹執行，經濟振興和新產業革命時代即將到來，作為經濟管理重要組成部分的會計學科研究，亟待跟上，1979年初，我首先在上海市成立全國第一個會計學會，同時建議大力舉辦會計職業教育，以解決會計人員嚴重青黃不接的問題。這些建議受到了上海市委和市人民政府的重視，於1980年秋，批準恢複了立信會計專科學校，使我平生夙願得以順利實現。同時還任命我為名譽校長，享受高級幹部的各項待遇，給予我無微不至的關懷和照顧，真使我百感交集，感激萬分。
我現在起步雖已晚了點，但我要竭盡有生之年，積極響應“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號召，自覺自願、全心全意地為人民多作貢獻，堅決沿著黨所指引的方向，在社會主義大道上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