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洪流滾滾向前，隨著上海的解放，也把我推上了社會主義的道路，但我的心情卻還是動蕩不安，心有餘悸，不知何以自處。當時我雖沒有跟著蔣介石反動派逃到台灣去，而我對中國共產黨的認識也不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我接受社會主義思想，改造世界觀是有一個漫長過程的。好比攀登一座大山，在登山過程中確實感到艱難痛苦，但現在回味起來，真覺得“無限風光在險峰”呢！
我改造世界觀，接受社會主義思想的過程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回避世界觀的改造；第二階段，勉強接受了世界觀的改造；第三階段，自覺自願地接受了社會主義思想。
在1949年5月上海市解放之初，由於我對共產黨還懷有疑懼之心，因之我對黨抱著避而遠之的態度。我所以抱這種態度：一是因為我出身於封建地主家庭，中年時間在上海聖約翰大學受的是美國教會的教育，此後，在美國留學三年，又受到了典型的資本主義教育，對共產黨缺乏了解和認識。二是因為我曾在國民黨政權內，三度擔任了會計和經濟方麵的高級官吏，在中國共產黨政權之下，擔心是否會受到處分呢？
在上麵幾篇中，我曾一再提到和我一起工作了20年的顧準同誌。上海解放時，他跟隨陳毅市長和潘漢年副市長一回到上海就來我家看我，並帶來潘副市長的名片代表他向我問候。潘漢年同誌原是我原籍江蘇宜興縣的遠房族侄，他的長兄潘梓年在八年抗日戰爭時期擔任重慶《新華日報》總編輯，那時我也在重慶，常有來往，他稱呼我為“四叔”。上海解放後，顧準任華東軍政委員會財政部副部長，兼任上海市財政局局長和直接稅局局長，是陳毅市長和潘漢年副市長在財經方麵的一位得力助手。他來我家勸我棄暗投明，在上海市人民政府下擔任一個職務，為國家為人民效力。但我因前半生受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思想的影響較深，一時尚難解脫，就對顧準說：“我以一個‘再醮婦’的身份（指我已失足擔任過國民黨蔣政權下的高級官吏），來擔任人民政府的公職必將十分為難。因為在必須表態的場合，用進步的口吻來發言，有許多和我同樣處境的人們會罵我為投機分子，無恥之徒。用落後的口吻來表態，又擔心要為自己帶來不良後果。因此，還是先讓我閉門思過，等一段時期再說罷！”我就這樣自視清高，不問政治，回絕了他的好意。我也從未去上海市副市長辦公室找過潘漢年。我雖沒有出來為黨工作，但還是關心我國的會計事業，鼓勵和推薦介紹了不少舊同事和學生，到政府機關和企、事業單位任職。
我和我妻張惠生原先同住在徐家彙徐虹路立信會計專科學校教職員宿舍內，上海解放後就遷居市區，並辭去該校校長職務，由校董會推舉副校長李鴻壽繼任。1950年我又停止執行立信會計師事務所主任會計師的職務，由副主任會計師陳文麟升任。這樣做，是想專心一意在編譯出版財會書籍方麵作出貢獻。在此期間，我埋頭自學了俄文，翻譯引進蘇聯的會計文獻，編寫了《蘇聯會計述要》、《國營企業會計概要》等著作。1952年夏季“五反運動”以後我又停止編寫《立信會計叢書》的工作，並辭去立信會計圖書用品社社長職務，真的閉門謝客，作起“寓公”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