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在中國政治形態的現有體製架構當中，半官方的群眾團體是其重要組成部分，如工會、青年團、婦聯。傳統社會主義時期，這類組織事實上被納入執政黨的體係架構當中，是作為執政黨的下屬機構而存在的，如工會、青年團、婦聯等群眾組織，實際上稱之為執政黨的工人工作部、青年工作部、婦女工作部更為貼切；說是聯係群眾的紐帶和橋梁，實際職能主要是保證黨的政策能在所聯係的社會群體當中得以貫徹。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工會、青年團、婦聯在維護工人、青年、婦女權益方麵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如工會的作用這些年穩步上升，在勞動保護、工資福利等等方麵，工會的影響力越來越大。我們認為工、青、婦等半官方的群眾團體，將來也會從管理特定群體的職能當中退出來，主要職能聚焦於維護特定社會群體的利益，從而形成執政黨、半官方組織、非政府組織合作共治的格局。
五、政黨回歸社會
毛澤東曾經講過，政黨就是社會。我們理解毛澤東強調政黨的社會性，主要是就政黨的非國家性質、非權力性質而言的。政黨是社會用以控製和監督國家機器的政治工具，政黨不應是國家機器的正式構件，在這個意義上講，政黨就其本質屬性而言就是社會的有機組成部分。
傳統社會主義時期“政黨主宰”的政黨與社會關係模式下，在國家機器和社會組織全麵衰敗的情況下，執政黨運用自身的組織能量一麵重建國家，一麵重建社會；執政黨直接充當國家機器和社會組織的決策中樞，一麵執掌國家權力成為社會的監管者，一麵執掌社會權力成為社會的管理者。在“全能主義”政治形態下，社會失去其獨立的性格完全國家化了，因而後一個角色是前一個角色的邏輯延伸。顯然，政黨完全國家化、權力化，成為了社會的監管者和管理者，從而與社會相異化失去其社會本性。
改革開放的30年，從政黨與社會關係角度觀之，也就是政黨回歸其社會本性的30年。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發育，政黨從經濟實體管理者和國家經濟生活監管者的角色逐步退出。其實，這是雙重還權的過程，政黨（國家）把經濟實體管理者的權力還給經濟主體，政黨把作為經濟生活監管者的權力還給國家。隨著基層民主的推進，社會自治組織逐步發育，政黨從社會組織管理者和社會生活監督者的角色逐步退出。這同樣也是雙重還權的過程，政黨（國家）把應該屬於社會自治的權力還給社會，把監管社會的權力還給國家。雙重還權的過程並不均衡，政黨作為社會管理者的角色退出的步伐要遠遠快於社會監管者退出的步伐，也就是說政黨向社會還權的過程要快於向國家還權。
政黨“去國家化”、“去權力化”、回歸社會本性的趨勢在未來中國政治發展中會得到進一步的強化。“去國家化”、“去權力化”的趨勢下一步會集中表現於政黨從社會監管者的角色退出，還權於國家。隨著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推進，國家法治建設的完善，國家強有力的政府行政係統的建立，執政黨直接充當社會監管者的角色應該越來越少，社會監管的職能更多是通過國家機器來行使。
政黨回歸社會本性並不是削弱黨的領導，而是要強化“政黨主宰”的政治形態下弱化甚至萎縮的功能以及開發政黨的新功能，有退有進。我們認為，政黨回歸社會本性的大趨勢下，政黨兩大功能會得到強化和深度開發：憲政功能、人文關懷功能。任何一個執政黨，其基本功能都是要將社會的政治能量輸入國家機器並代表社會控製和監督國家機器。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斷發育成熟，社會利益多元分化會越來越劇烈，政黨整合多元利益訴求的任務越加艱巨。政府強有力行政係統的建立，意味著國家自主性的發展，如何保證對國家的控製和監督同樣也是政治發展的難點。憲政架構是多元利益整合和控製監督國家機器的重要的製度安排，人民代表大會製度是憲政架構的軸心。所以，我們認為，政黨回歸社會本性，必須將功能發揮的重點轉移到運作憲政架構，尤其是運作人民代表大會製度，通過人民代表大會製度將社會訴求表達聚合轉化為國家意誌，並通過人民代表大會製度實現對國家機器的有效控製監督。當政黨回歸社會的本性，失去直接運用鎮製性手段的條件下，如何來擴大社會支持，除了政黨意識形態、治國方略、黨內民主等方麵的吸引力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功能手段：人文關懷。通過廣大黨的領導幹部、黨員及黨的基層組織，深入群眾，為群眾排憂解難，使執政黨的領導更加深入人心，更具親和力。
所以，政黨回歸社會是大勢所趨，當然這個過程也不會一蹴而就，是個漫長的過程。鄧小平在上世紀80年代曾經預言，“大陸在下個世紀，經過半個世紀以後可以實行普選。”我們認為對本世紀中期以後，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相適應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形態應該趨於成熟。政黨、國家、社會三大主體良性互動，既相互製約又相互促進，應該是成熟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形態的重要標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