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黨與國家的關係格局的確立，為“政黨主宰”的政黨與社會關係模式的建立創設了政治環境，而執政黨加強自身建設的努力則為建立“政黨主宰”的模式提供了組織基礎和能量儲備。
二、成型階段
1953年至1956年，一般稱之為社會主義改造時期。隨著過渡時期總路線的確立，原定前後相繼的兩個轉變“由農業國向工業國的轉變，由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的轉變”，變成了合二為一的轉變。原定的15年以後才開始再經過15年左右才能完成的“由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的轉變”，變成立即開始並在3年不到的時間完成。如此之短的時間裏，世界人口最大的國家確立了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中國5億人民納入公有製（包括國有和集體兩種形式）的製度框架下生活，這不能不說是人類曆史上一場空前的大變革。1956年底1957年初，據統計，在農村已經有參加農業合作社的戶數11783萬戶，入社農戶占農戶總數的96.3%；在城市，在全國1104.3萬全部工業企業職工中，在國營和合作社的職工占103.8萬，占35.8%；在手工業合作組織中的從業人員占603.8萬，占42.9%；而純屬私營工業和個體手工業的從業人員僅有559萬，占4%。
經過三大改造，生產資料公有製成為中國社會壓到一切的所有製形式。三大改造完成，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的確立，消滅了千百年來存在的以私有製為基礎的剝削製度，也大大改變了國家與社會的關係。生產資料公有製基礎上，人們必然會形成對公有製的代表——國家的強烈依賴。計劃經濟的實行，切斷了經濟組織與市場的聯係，城市各類社會經濟組織實際上被改造成準國家機構性質的單位；農村經濟組織同樣被改造成為完成國家生產任務而存在的合作社，事實上也具有了準國家機構的單位性質。（當然農村的單位與城市的單位比較起來地位要低得多）三大改造後，單位成為中國億萬人們生活的基本形式。人們的就業、生活資料以及地位名譽的獲取，都通過單位與國家相連。過去人們通過市場與國家相連，關係是間接的；現在人們通過單位與國家相連，這種關係是直接的，在某種意義上說是強製性的，為了生存你已經別無選擇。國家通過將人們納入公有製的“單位”組織當中，從而實現了對社會生活的全麵控製。社會完全納入國家的體係架構之中，也就是人們所說的，社會被國家吸收，國家與社會完全一體化了。
三大改造的全麵完成，為“政黨主宰”的政黨與社會關係模式的建立掃清了障礙。生產資料公有製，各類社會組織全部改造成了準國家機構性質的單位，人們全部生活納入單位的框架當中。單位是作為國家的一個細胞組織而存在的，執政黨是國家權力的擁有者，那麼“國家控製”與“政黨控製”是同義語。所以，我們看到，三大改造完成後，執政黨的組織體係全麵替代社會各類組織的管理框架，黨的領導成為社會各類組織的實際領導，“政黨主宰”的政黨與社會關係模式所具有的特征在各類組織當中呈現出來。
在企業中，由於蘇聯模式的影響，建國初的幾年實行廠長負責製。理由是有利於保證國家計劃得以完成，可以克服無人負責、多頭領導的問題，有利於提高效率。顯然，這種做法在中國全麵形成的政黨主導的政治形態中是不協調的。1956初，在企業黨組織與行政組織發生矛盾時，毛澤東親自裁定，企業實行黨委集體領導下的廠長（或經理）負責製。這一裁定，對於確立執政黨在各類社會組織的主宰地位具有重大的標誌性意義。黨的領導不僅是政治領導地位，還體現在具體的經營管理過程當中。企業原有的管理機構成為上級黨組織和企業內部黨組織的執行機構。顯然，黨組織主宰或替代企業原有管理機構，沒有首先完成對企業組織的公有製改造是做不到的，從法理上也是講不通的。公有製改造完成以後，企業改造成“準”國家機構，黨作為國家權力的化身進入企業組織也就名正言順。
農村合作社中也如此。1954年11月中央組織部召開第一次全國農村基層黨組織工作會議，要求在農村合作社中建立黨的組織並發揮堅強領導核心作用。1956年4月底，全國農村基本上實現了初級形式的合作化，10月底，多數省市實現了高級形式的合作化。每個合作社中，都建立了黨支部或黨小組，而且黨支部和黨小組織既是合作社的政治核心，也是生產指揮的中心。顯然，沒有合作化的推進，黨的組織成為我國廣大農村地區事實上的權力中心也是不可能的。
需要注意的是，一方麵，三大改造確立的社會主義生產關係，為執政黨在與社會關係格局當中居主宰地位創造了條件；另一方麵，執政黨的強大領導組織能量也是三大改造得以順利完成的重要保證。三大改造和黨的堅強領導作用是互為因果的關係。執政黨是三大改造過程實際領導者和組織者。林尚立就曾經詳細論述過這一互為因果的關係。“由於在社會主義改造前，各級各類企業和經營單位就建立了比較完備的政治和組織的領導體係，所以社會主義改造後，黨的組織順理成章地成為了各類城市單位組織的核心。”在農村，尤其是在解放區，中國共產黨有著堅實的基礎。林尚立指出，“黨組織直接領導土地改革和合作化運動，所以，黨的組織從一開始就在農村社會改造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
1956年八大召開前後，伴隨社會主義改造運動的全麵完成，政黨主宰的政黨與社會關係模式基本成型。執政黨組織體係完成了對中國社會的全麵覆蓋，並成為各類社會組織的領導核心和事實的行政管理核心。八大召開時，黨員總數已達到10,734,384人，占人口總數1.74%。黨的基層組織已達到50多萬個。與建國初期比整整擴大了一倍，這當然有組織自身成長的原因，但是更重要的原因就在於執政黨要實現對社會的全覆蓋，沒有龐大的黨員隊伍和組織網絡是不可能做到的。
三、鞏固、發展和調整階段
1957-1966，人們習慣稱為“全麵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這十年中國共產黨出現了許多的失誤和挫折，當然也有許多的建樹。《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是這樣評價這十年的成績的，“我們現在賴以進行現代化建設的物質基礎，很大一部分是這個時期建設起來的；全國經濟文化建設的骨幹力量和他們的工作經驗，大部分也是這個時期培養和積累起來的。這是這個時期黨的工作的主導方麵。”從政黨與社會關係的角度看，“政黨主宰”的政黨與社會關係模式在這一階段得到了鞏固，在有的領域還有一些重要的發展，當然，執政黨也對“政黨主宰”的模式作了一些調整，以期能與中國的國情和變化了的形勢更好地適應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