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一個人或一種思想神聖化，是現代極權製度的主要特征。它的目的，就是讓國民變成不會思考的工具、專製統治的奴隸。麵對這種局麵，以胡適為代表的自由知識分子采取了堅決抵製的態度。當時胡適正在上海擔任中國公學校長，吳健雄、羅爾綱、吳晗都是該校的學生。據羅爾綱回憶，他在中國公學讀書時，“進了學校，首先使我痛快的，是不掛國民黨旗，星期四上午不做國民黨紀念周”。（《師門五年記·胡適瑣記》第八九頁，三聯書店一九九五年版）
後來，胡適還在他主編的《獨立評論》上發表許多文章，對黨化教育予以深刻的批判。比如著名學者、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負責人任鴻雋就專門撰文分析了公民教育與黨化教育的本質區別。他說：
一個理想中有教育的人，在智慧方麵，至少的限度，必須對事理有正確圓滿的了解，對於行事有獨立自信的精神。要養成這樣的人格，第一的需要，是智識上的好奇心。有了智識上的好奇心，方能對於各種的問題或事務，加以獨立的研究。研究所得的結果，才是我們信仰的根據。這種教育的方法，在黨的立場看來，是最危險的。他們的信仰，是早經確定了的；他們的問題，是怎麼的擁護這個信仰。因為要擁護信仰，所以不能有自由的討論與研究；因為不能有自由的討論與研究，所以不能有智識上的好奇心。這個情形，恰恰與十七世紀初年，歐洲宗教的專製思想相類（似）……
正因為如此，任先生在文章中尖銳地指出：“教育的目的，在一個全人的發展，黨的目的，則在信徒的造成。教育是以人為本位的，黨是以組織為本位的。”因此“有了‘黨化’，必定是沒了‘教育’；反過來說，要有‘教育’，必定要除去‘黨化’。”
由於遭到社會各界的強烈反對，國民黨當局又很快恢複了公民教育課程。一九九九年，李慎之在《修改憲法與公民教育》一文中說：“三十年代我還在讀初中的時候，整整三年都學一門公民課，用的是民營的商務印書館編的課本。雖然分量不大，但是相當扼要而明確地教給了我們什麼是國家（或政府）的權力與責任，什麼是個人的權利與義務。什麼叫公民，他與中國人曆來說的老百姓有什麼區別。”此外，他在去延安之前，還在學校裏教過公民課程。這對他影響很大，可見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公民教育不但有相當大的空間，而且效果也不錯。
公民教育與黨化教育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教育理念。國民黨搞黨化教育，顯然是從蘇聯學來的；所幸的是，當時還給社會留下一些公民教育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