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為善，若重為暴”的思想，意思是說，千萬不要有“為官一任，造福一方”念頭，這種看似“為善”的東西往往會事與願違。
提起西南聯大，有一個問題讓人很難解釋：論時代，那是中華民族麵臨生死存亡的抗日戰爭歲月；論環境，它地處西南一隅，物質極其匱乏，交通非常不便；論生活，最艱苦的時候教授夫人和校長太太都要靠擺地攤來貼補家用……然而，就是在這樣的條件下，西南聯大卻被譽為“民主的堡壘，人才的搖籃”，成為“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的一座豐碑”。於是大家不禁要問，同樣是炎黃子孫，同樣是大學教授，為什麼當年能夠做到的事情，在經濟高速發展的今天卻可望而不可即呢？
也許有人會說，這與教育獨立、思想自由、教授治校、學生自治等體製方麵的原因有關。是的，就體製而言，也許我們一時無法改變；但是有一點卻可以供大家學習和借鑒，那就是該校“無為而治”的成功經驗。
對於這個問題，我是在研究“胡適與蔣介石”的時候注意到的。一九三二年年底，胡適與蔣介石在漢口第一次見麵時，就把自己寫的《淮南王書》送給對方。《淮南王書》是一本研究道家思想的學術專著，胡適認為其中道家“無為而治”的思想含有民主政治的因素。
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民主政治不僅建立在“人人生而平等”的基礎之上，而且還認為一個人不論地位多高，業績多大，他的知識和能力都十分有限，因此開明的政治家“必須靠全國的耳目為耳目，靠全國的手足為手足”。當然，胡適主張“無為而治”，並不是說領導人什麼也不要幹，而是想告訴人們這樣一個道理：領導人過於“有為”，被領導者就隻能“無為”；隻有領導人“無為”，被領導者才能“有為”。可見胡適把這本書送給蔣介石，是希望他能夠有點民主作風，而不要過於自信，過於“有為”，過於能幹。此外，胡適還強調“重為善，若重為暴”的思想。意思是說，千萬不要有“為官一任，造福一方”念頭，不要搞什麼改善人民生活的所謂民心工程。這種看似“為善”的東西往往會事與願違，甚至給老百姓帶來“為暴”似的災難。隨後，胡適還在他主編的《獨立評論》上多次撰文闡述這些思想，並引起廣泛討論。可惜這些往事早已被人遺忘。
與胡適一樣，西南聯大的領導人也是崇尚民主自由、奉行無為而治的典範。西南聯大由北大、清華、南開合並而成，其領導班子由這三所大學的校長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組成。為此，胡適在該校成立之初（當時還在長沙），就根據蔣夢麟的意思致函梅、張二人：“雖職務各有分配，而運用應有中心。伯苓先生老成持重，經驗毅力為吾人所欽佩，應請主持一切。……倘有伯苓先生不能親到長沙之時，則由月涵（按：梅貽琦字月涵）兄代表。”胡適的這封信非常重要，它基本上為西南聯大奠定了無為而治的發展方向。事實上，後來張伯苓因擔任國民參政會副議長而長駐重慶，因此領導學校的事基本上落在梅貽琦身上。
梅貽琦這個人很有意思。他文質彬彬，不愛說話，素有“寡言君子”之稱。按規定，學校的重要會議應該由他主持，但是在開會時他卻很少說話。他曾經風趣地說：我就像京劇中的“王帽”一樣，看似重要，卻不大開口，主戲要讓別人來唱。這就是博采眾議、無為而治的典型形象。隻有在大家意見不一、爭論不休的時候，他才用簡明扼要的話指出症結所在，使問題得到解決。至於具體事情，教授們都有很大權力。據說當年熊慶來要破格錄取華羅庚，他完全支持。後來吳大猷要送尚未畢業的李政道去美國深造，他也沒有意見。這種事情如果放在今天，不知道要經過多少門檻、多少周折——也許根本就不能實現。
為了寫這篇文章，我又翻閱了書架上八卷本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史料》《梅貽琦日記》和相關材料。從中既沒有找到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宏偉理想，也沒有看到考核教師和學生的繁瑣規定，更沒有發現配合時局、服務戰爭的各種措施。相反，在《慶祝西南聯大成立六五周年紀念特輯》中，一位署名嶽風的校友這樣寫道：教授們“對學生身教重於言教，無為而治等作風，又無事無處不貫徹著‘民主與自治’的精神”。看來，不僅是校長管理學校，就是教授教育學生，也要依靠無為而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