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沒有胡元倓，也許黃興早成了清廷刀下之鬼，不會再是後來的民國首任陸軍總長。
1904年，長沙私立明德中學體育教員黃興，在學校的實驗室裏製造炸彈，不慎事泄。清廷大肆搜捕之時，校長胡元倓尋到負責人，說：“黃興做的事我都知道。如果你想升官，抓我就好，我的血可以染紅你的頂子。”這位負責人倒也豪爽：“此狗官誰願意做？此刻看該如何掩護他們。”黃興終在胡的掩護下逃往日本，籌建同盟會，遂有七年之後的辛亥廣州起義和武昌起義。
胡元倓曾對黃興說：“公倡革命，乃流血之舉，險而易；我辦學校，乃磨血之舉，穩而難。君取其易，我就其難。”
於是，中國近代教育史便多了這一章濃墨重彩：小小一所明德中學，自胡元倓1903年創辦至今，已培養出17位中國科學院院士，英才輩出，燦若星河，任弼時、周小舟、周穀城、章士釗、譚延 、陳果夫、歐陽予倩、吳祖光、蘇曼殊等，皆為明德畢業生。
而胡元倓也確實磨盡一生心血。辦私立學校，最困難便是經費籌措。據明德校史載，辦學前26年，胡元倓在家過年隻兩次，在外過年竟然有24次。
胡元倓籌款募捐辦法極多，極有韌性。有吝嗇富商一見其上門，就設法從後門溜走。因其排行第九，不忿者又稱其“胡九叫化”，時人還編排了順口溜“人生大不幸，遇見胡子靖”。
胡元倓任校長38年，周旋於官紳豪富之間，為明德中學籌款數十萬元，修建校舍二十餘座，其中便有當時“全國中等學校之冠”的四層教學大樓“樂誠堂”。而胡的住所卻隻是校門口傳達室旁的三間矮房。家中無傭人，一切炊灶洗掃，都由夫人動手。平日吃素，有客來時，便添荷包蛋一碟。
明德開辦之時，胡元倓聘劉佐揖、陸鴻逵等國學大師擔任主講，又請來黃興、張繼、陳天華、周震鱗等革命人士，為學生宣講民主自由思想。其時，外語教師奇缺，為挽留一名日語教師，胡元倓竟當眾跪在這個比自己小13歲的年輕教師麵前，苦苦哀求。
胡元倓曾自言以表心跡：“吾為校長，以籌措經費、伺候學生、敦請教員為要務。雖九死吾猶未悔矣！”而民國初年，黃興曾推薦胡元倓任教育總長，胡卻敬謝不就；此後，軍閥譚延愷“督湘”，又邀其任教育司長，胡也“掩耳即走”。
當時，無論師生家長，無不以入明德中學為榮。明德諸生也成為長沙街頭一景，“俱著一身青色製服，衣領上用白線繡‘明德’二字，扣上風紀扣，青色鴨舌帽上有書卷交叉的帽徽，挺胸行走，極有精神，時人譽為‘明德公子’”。1934年，民國南京教育部評出十佳中學，明德排名第一。消息傳來，胡元倓喜不自禁，囑咐妻子：“今晚就餐，加一個荷包蛋。”
1940年，在前往重慶籌款途中，胡元倓中風腦溢血，同年逝世。七年後，靈柩由重慶運回，厚葬於嶽麓山。沿途所到之處，學校師生均自發停課，夾道目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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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興與明德學堂
“明德學堂”是湖南著名教育家胡元倓，於清代末期創辦的全省第一所私立中等學校。
胡元倓少承家學，由附生選光緒丁酉科拔貢；1902年初被選送日本東京弘文學院速成師範科留學，與此前已在該科學習的黃興因同鄉，彼此過從甚密。
胡元倓在日學習時，仰慕日人福澤喻吉創立“慶應義塾”（後改為慶應大學）為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培養了大批有用的人才，乃立誌“教育複國”。
同年冬學成回國後，胡積極奔走籌劃，租長沙市湘春街左文襄祠（左宗棠祠）民房為校舍，開辦明德學堂；先招中學兩班，於1903年3月29日正式開學。很快，又擴招中學一班，並增設速成師範班。
創校伊始，工作千頭萬緒，十分繁難，尤其是聘請優秀教師，更為當務之急。同年夏天，胡元倓親赴杭州聘請英文教員，途經上海時，恰遇從日本回國的黃興，遂約定黃到明德學堂任教。
不久，黃興回到長沙，即主持明德學堂新成立的速成師範班，後又兼任學監。該班第一期招收學生118人，分為兩班上課，於1904年5月結業。
黃興除擔任教書、行政工作外，還兼授曆史、地理、博物、體操等課。遇其他教員因病因事缺課時，文科方麵國文、圖畫等課，多由他代授。
他上課的特點是常帶實物，注重實效。例如有一次在講博物課的動物學課時，就用洗臉盆盛著一條一斤重的活鯉魚，端進教室後，將背鰭提起，對學生講述胸鰭、尾鰭、鱗、鰓等名稱和作用，繼而解說內髒的構造及組成，最後還用刀破開魚肚，一一指示給大家觀看，所以，學生們聽得津津有味，而且印象深刻。
又如，上地理課時，他總是帶著掛圖和一個足球般大小的地球儀指指點點。有時還把學生叫到講台前麵觀看地球儀與掛圖的有關區位，並強調填寫“暗射圖”的重要，由於解說生動活潑，引人入勝，同學們都感到方便好玩，進而受益匪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