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鬆就任總統後最初幾個月，忙於處理越南和中東問題以及準備美蘇限製戰略武器談判，未能就其上述外交政策思想作進一步解釋，因而引起西方盟國的疑慮與不安。直到1969年7月25日，尼克鬆才在關島就亞洲問題對記者發表非正式講話時，提出了後來被稱為“尼克鬆主義”的外交思想和政策。他指出，在美國同它所有亞洲朋友的關係中，應強調這樣兩點：“第一，要恪守我們的條約義務”；“第二，在國內安全問題上，在軍事防衛問題上，除非存在某個核大國的威脅，美國將鼓勵並有權期望逐漸由亞洲國家本身來處理，逐漸由亞洲國家本身來負責。不久，尼克鬆又在11月3日關於越南問題的演說和他1970年2月18日向國會提交的外交政策年度報告裏，又進一步闡述了他的政策主張，提出了以“夥伴關係、實力和談判”為三大支柱的新和平戰略，把關島講話從對亞洲的政策推廣為全球政策。
在尼克鬆主義出籠後，有不少人認為它模棱兩可，含混不清。它既可以被看作是美國準備收縮其力量的政策綱領，又可被解釋為替美國繼續在世界各地進行幹預作辯解。實際上，尼克鬆主義的模棱兩可與含混不清正反映了尼克鬆政府的兩難處境。到60年代末，美國力量的收縮已呈無法逆轉之勢，但是，這又是一件極其困難的事情。在尼克鬆看來，這種收縮如果進行得太慢，就會失去國內的支持；如果太快的話，又可能使盟國對美國的領導能力喪失信心，並使敵人和對手對美國作出錯誤的估計。因此，尼克鬆主義不得不兼顧兩個方麵，既要使公眾輿論相信尼克鬆在越南的基本目標是撤軍和結束美國的卷入，表明美國將改變在國外承擔廣泛義務的傳統政策；另一方麵又強調美國將繼續承擔業已承擔的條約義務，以便讓盟友放心。尼克鬆在他的回憶錄裏曾就此作了解釋。他說美國“需要實行新的亞洲政策，以確保將來不再發生越南那樣的事情。”他宣稱，美國“將繼續承擔我們業已承擔的條約義務”，而且“從現在起，我們隻準備向那些願意承擔責任、以自己的人力來自衛的國家提供物資和軍事經濟援助。”“尼克鬆主義”的首要目標是通過使戰爭“越南化”來結束美國在越南的卷入，進而把“越南化”的設想擴大為未來的“亞洲化”設想。它期望削減常規部隊，收縮海外駐軍，以擺脫軍事上伸展過度，負擔過重的困境，力圖使亞洲國家能更多地“自助”，在地區安全上承擔更大的責任。
顯而易見，尼克鬆主義並不是要求回到孤立主義的年代。它並未放棄戰後美國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標以及美國在亞洲和世界各地的軍事存在。它所要求的是使美國承擔的義務同它自身的利益以及它有限的資源和力量相適應。按照尼克鬆的構想，今後美國必須更加小心地審查它承擔的義務，美國將繼續卷入世界事務，包括亞洲事務，但美國隻承擔那些為自己切身利益所必需的義務，而盟國與友邦將分擔更多的責任。今後亞洲如果出現大規模戰爭，美國將主要擔負經濟和軍事供應義務並提供海空軍支援，而由亞洲國家自己提供必要的地麵部隊。
“尼克鬆主義”最終使美國實現了結束越南戰爭的目標，擺脫了戰爭帶來的沉重負擔。不僅如此，它的實施還使美、蘇關係有所緩和，並破除了中美關係的堅冰，為中美兩國關係的正常化創造了條件。因此，尼克鬆政府的對外政策是以“緩和”東西方關係和戰略收縮為主要特點的。
“改變世界的一周”
尼克鬆政府的最大成就是在對外政策領域取得的，而打開美中關係的大門，同一個二十多年以來與美國處於全麵敵對狀態的亞洲大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現和解則更是尼克鬆總統的驚人之舉。這是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全球戰略發生重大轉折的標誌之一，對國際關係格局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尼克鬆之所以重視改善中美關係並不是偶然的，這是當時國際形勢和美國國內政治發展的必然結果。從國際形勢的角度來看，60年代中後期以來中蘇關係的日趨惡化為美中和解提供了新的機會。從1965年起，蘇聯開始在遠東地區大規模增兵。1966年1月，蘇聯又同蒙古人民共和國簽訂了為期20年的《友好合作與互助條約》，獲得了在蒙古駐軍和設置基地的權利。
1968年8月，蘇聯在“援助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保衛自己的社會主義製度”的名義下，悍然入侵這個東歐小國。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對蘇聯霸權主義擴張野心的擔憂大大增加了。由於中國和蘇聯有7，400多公裏的陸上邊界，而且是有爭議的，60年代兩國的邊界領土糾紛日益突出。1969年3月，中蘇邊境紛爭終於在珍寶島地區醞釀成一場較大規模的武裝衝突。此後，中蘇邊界衝突從烏蘇裏江擴大到黑龍江，從東段擴大到西段。一時間，在漫長的中蘇邊境上，火藥味越來越濃。中蘇兩國走到了戰爭的邊緣。從這些衝突中，美國決策者們了解到“中國人和蘇聯人相互抱有的不安全感和敵意，並意識到美國在這個正在出現的戰略三角中的作用。”中蘇衝突使美國認識到它同中國改善關係的可能性已大大增加。如基辛格所說，蘇聯在中蘇邊界上集結重兵所造成的明顯威脅，“迫使中國謀求減少它的敵人，並獲得另一股對抗蘇聯壓力的力量。”同時，由於尼克鬆政府實行一項使美國從越南脫身的政策，中國對於美國威脅國家安全的擔憂也已減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