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7年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杜勒斯預言，蘇聯、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將要發生一種演進性變化。”他說他不對此“定任何日期”，但是，“如果他（這裏指赫魯曉夫）繼續要有孩子的話，而他們又有孩子的孩子，他的後代將獲得自由。”他表示深信“共產黨政權結構”和“共產主義思想”終將有一天“很快崩潰”。
艾森豪威爾政府試圖對與外交政策緊密相關的軍事政策作出調整，提出以大規模報複戰略為核心的“新麵貌”軍事政策。杜勒斯認為，對蘇聯軍隊的“公然的侵略”，美國“要具有進行報複的意誌和手段”，並且“都能根據我們的選擇，給敵人以致命的回擊。”艾森豪威爾主張削減地麵和海上的常規武裝力量，大力發展核武器和投擲能力，把戰略核武裝力量作為實現美國外交目標的主要工具。顯而易見，“新麵貌”政策是一種核威脅的政策。
但從總的情況來看，艾森豪威爾政府的外交隻是在宣傳上大造聲勢，在行動上卻較為謹慎和克製，基本上沒有脫離杜魯門主義的“遏製”政策的軌道。艾森豪威爾政府在提出“解放”、“新麵貌”政策的同時，與蘇聯展開一定形式的對話，謀求緩和國際緊張局勢，避免卷入大規模的軍事衝突。
艾森豪威爾就任總統後不久，便發生了影響美蘇關係的一件大事：斯大林於1953年3月5日病逝。冷戰一度出現緩和的跡象。當時的蘇聯部長會議主席馬林科夫表示：“沒有什麼爭端和未決問題不能在有關國家相互諒解的基礎上通過和平方式加以解決，這是我們對待所有國家的態度，包括美國在內。”4月16日，艾森豪威爾對此做出反應，他說：“我們歡迎每一個真心實意的和平行動。”他還呼籲美蘇進行裁軍談判。
1955年7月18日，美、蘇、英、法四國在日內瓦舉行了冷戰以來的第一次東西方最高級會議。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英國首相安東尼·艾登、法國總理埃德加·富爾和蘇聯部長會議主席尼古拉·布爾加寧出席了會議。日內瓦四國首腦會議持續了6天，討論了有關德國統一、歐洲安全和裁軍、東西方之間的交流等問題，但無一取得實質性進展。在會議後期，艾森豪威爾別出心裁地提出一項“開放天空”的建議，主張交換各有關國家的軍事設施藍圖，允許飛機對各國核設施進行航空監察。
但這一建議遭到核技術正處於發展階段的蘇聯的堅決反對。
盡管如此，日內瓦會議畢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10年後東西方之間的第一次首腦直接接觸。它所倡導的對話精神即“日內瓦精神”對於緩和美蘇緊張關係以至整個國際局勢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當然美蘇冷戰並沒有終結，隻是在形式上有所變化，即在進行對抗的同時開展了對話。
1956年2月，蘇聯共產黨召開第二十次代表大會。赫魯曉夫在會上提出的新政策，特別是他所作的揭露和譴責斯大林30年代搞大清洗的罪行和其他問題的“秘密報告”，在美國和全世界產生巨大反響。3月，波蘭工人罷工，要求民族獨立與自主。10月匈牙利事件爆發，不久，蘇軍開進布達佩斯，迅速平息了暴動。這些事件似乎為實現“解放”東歐的夢想提供了機會，但美國政府在公開場合竭力回避直接卷入的可能。僅僅通過聯合國要求蘇聯撤軍，希望給匈牙利以自治權。這證明艾森豪威爾競選時“解放”東歐的諾言隻不過是一句空話而已。
在日內瓦會議結束後不久，蘇聯與西德建立外交關係。1958年11月27日，赫魯曉夫照會美國政府，指責美、英、法三國把西柏林變成“一種國中之國”，並以它為中心進行顛覆德意誌民主共和國的活動。他要求西方三國在6個月內撤出它們在西柏林的駐軍，以使其成為一個自由和非軍事化的城市。這在西方看來無異於最後通牒。對此，艾森豪威爾采取了強硬的立場，聲稱如果蘇聯封鎖西柏林，西方將訴諸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