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會福利政策上，艾森豪威爾從緩和社會矛盾的需要和擴大有效需求的經濟效應出發，提出在人與人的關係上實行自由主義的口號，原則上認可新政以來社會福利改革的做法。1954和1956年，他敦促國會兩次修改社會保障法，把過去未享受保險的幾百萬老年人和遺屬納入保險範圍，並擴大了失業保險的範圍。他還使國會修改公平勞動標準法，將最低工資由原來每小時75美分增加到1美元。1958年，國會通過了國防教育法，規定向高等院校學生提供長期低息貸款，並為公立學校的教學、科研提供資助。對於修建公共住宅和援助貧困地區，艾森豪威爾也曾給予支持。在他任內，還成立了新的內閣部門———衛生、教育和福利部。美國史學家莫裏森等人指出，艾森豪威爾“能動的保守主義”的政策，“不僅要使政府對經濟保持一種雖然有所限製但仍屬重要的作用，而且還要既在自然資源一類領域裏實行各種保守性的政策，又要在其他方麵作出一些帶有較多自由派色彩的反應，借以保持兩者之間的均衡。”應當承認，這一評價還是較為客觀的。
還需要指出，給黑人以更多民權的國內政治變革也是始於艾森豪威爾執政時期。1954年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厄爾·沃倫作出裁決：在公立學校裏實行強製的種族隔離是違反憲法的。後來，在1957年，當小石城的一所中學第一次實行黑白人同校時，艾森豪威爾向阿肯色州派去聯邦軍隊以保護黑人學生，製止種族主義者的暴力活動。
艾森豪威爾上台後，共和黨的極右翼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繼續進行“共產主義”滲透的調查，對政府中的所謂共產黨員進行政治迫害，攪得朝野上下不得安寧，到處人心惶惶。他粗暴地幹預行政、外交和軍隊事務，與共和黨政府的矛盾因而逐漸加深。在1954年4月22日至6月17日舉行的陸軍———麥卡錫聽證會上，麥卡錫在兩千萬電視觀眾麵前進行了拙劣的表演。他那信口雌黃，隨意栽贓、陷害的無恥伎倆，遭到軍方人士的揭露和痛斥，他立即聲名掃地。同年12月2日，參議院以67票對22票通過譴責麥卡錫的決議。這標誌著麥卡錫主義的衰落。1957年5月2日，麥卡錫在政治冷遇中因病去世。雖然如此，麥卡錫主義給美國政治造成的巨大陰影卻久久沒有消失。
美蘇對抗與對話
艾森豪威爾是美國曆史上唯一一位一生從軍，主要以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赫赫戰功和名望當選的總統。但他並不是一個普通將軍，而是一個軍人政治家。他非常推崇美國式的民主製度，認為“民主概念是從一種宗教信仰發展而來的”。他在1946年曾預言：“在本世紀的10年或25年內，民主已達到最大危險———將來的全球戰爭將是意識形態方麵的。”他在政治上標榜“中間道路”的思想，相信“反動的右翼和激進的左翼都將導致專製”。他對外繼續奉行杜魯門政府的遏製政策，但在具體的手段和方法上，艾森豪威爾的對外政策與他的前任相比，又有所變化。
對艾森豪威爾政府的外交政策起作用的另一重要人物就是國務卿約翰·福斯特·杜勒斯。對於究竟是艾森豪威爾本人還是杜勒斯是主要決策者，人們有不同的看法。現在多數學者根據美國官方已解密的文件及有關資料，大致認為在關鍵問題上還是艾森豪威爾本人是外交政策的決策人，而杜勒斯則是主要的設計師和執行人。
杜勒斯出身於一個牧師家庭，他的外祖父沃森·福斯特和姨父羅伯特·蘭辛都曾擔任過國務卿。杜勒斯從19歲開始涉足外交界，1907年當過海牙和平會議的秘書，1919年在凡爾賽充任美國代表團的顧問。40年代後期成為共和黨外交政策的主要發言人，參與美國一些重大的外交活動，是對日和約的起草人。出任國務卿前，他是美國多家銀行和公司的董事，還是洛克菲勒基金會信托部主席及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主席。杜勒斯具有強烈的反共意識。由於他在共和黨外交事務上的權威地位，以及他在外交思想上與艾森豪威爾基本一致，他在1953年艾森豪威爾上台時被任命為國務卿，直到1959年因病辭職。
在杜勒斯看來，美蘇對抗不是傳統的大國之間的利益衝突，可以通過利益調整和妥協予以解決，而是一場不可調和的思想鬥爭。他認為人類的生存取決於美國的命運。他曾在1947年寫道：“一個世界範圍的鬥爭，主要是一場西方文明與共產主義之間的思想鬥爭，前者由美國領導，後者由蘇聯領導。”他強調美蘇冷戰“不能單靠物質力量去贏得”，“這主要是一場爭取人們的靈魂和頭腦的鬥爭。”他鼓吹通過“政治戰、心理戰和宣傳”等手段來“解放”東歐國家人民，把共產主義“推回去”；通過宣揚西方文明和生活方式，促進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的“和平演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