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魯門在波茨坦將這個消息告知了丘吉爾，丘吉爾評論說：“這就是‘基督再臨’，在憤怒中再臨。”對於日本說來的確就是如此，或許對於整個世界說來，終究也是如此。不過，在是否使用和如何使用原子彈的問題上，美國政府決策者們的意見並不一致。最後，杜魯門總統接受了史汀生委員會的建議，即無須事先警告立即向日本投擲原子彈。該委員會提出這一建議出於這樣3個方麵的考慮：第一，從純軍事角度看，美國情報部門在1945年7月間估計，日本海軍雖已被摧毀，地麵部隊至少還有100萬人，外加5，000架敢死隊飛機，而且日軍頑強的作戰意誌並未被摧垮。如果不投擲原子彈，美國估計直接卷入的軍力需要500萬，戰爭很可能要再拖一年，雙方傷亡均將十分慘重。
第二，日本於1945年7月曾試圖要求蘇聯政府從中斡旋，為日本保存相當大的地盤和實力。因已有雅爾塔秘密協定，其要求為蘇聯政府所拒絕。但是這至少說明日本還不死心，無意無條件投降。
第三，投擲原子彈也有向蘇聯示威的政治目的。杜魯門等人認為這樣做在對蘇外交上至少有兩點好處：一是加強美國與蘇聯打交道的地位；二是希望在蘇聯參加對日作戰前就可結束太平洋戰爭。美國學者霍羅威茨認為，“投擲原子彈的主要理由看來就是為了希望能阻止俄國人介入戰爭”，從而使美國不受雅爾塔協定的約束。另外，史汀生先生等人認為，對日本進行一次出其不意的襲擊，會造成一種“休克”效應，就會促使日本人清醒起來，認識到負隅頑抗隻會招致更大的災難，再加以保留天皇的允諾，就可能使其接受無條件投降。
杜魯門全盤采納了該委員會的建議，終於做出使用原子彈的決策。
美國投擲原子彈後，在外交上取得了主動，在軍事上調整了作戰部署。
蘇聯參戰的重要性大大降低了，因而也不必為此對蘇聯做出更多的讓步，它對蘇聯的態度開始強硬起來。這從當時的中蘇談判可以看出。
最初杜魯門政府主要是壓國民黨政府接受雅爾塔協定中關於中國的秘密條款，後來美國轉而警告中方不得對蘇聯做出過多的讓步。對日作戰本是蘇聯的一張王牌，蘇聯政府曾聲稱要在中蘇就此問題達成協議後再參戰。但是在美國使用原子彈之後，蘇聯即於8月8日宣布次日參戰，這個日子剛好是德國投降後3個月。蘇聯聲稱它遵守在雅爾塔會議上的承諾，美國則認為原子彈促使蘇聯下決心趕上“末班車”。
1945年9月2日，日本正式簽署投降書的儀式在美國“密蘇裏號”
戰艦上舉行。日本的投降，不僅標誌著太平洋戰爭落下帷幕，也標誌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
“公平施政”
對日戰爭結束了，然而，戰後國內堆積如山的問題又等待這位上台不久的杜魯門總統去處理。首先是複員軍人問題。戰時美國軍隊人數高達2，000萬人。隨著太平洋戰爭的結束，美國士兵掀起了“要求早日複員回家”的運動，美國各地軍人家屬呼籲更快複員的電報和信件如雪片一樣飛向國會。國防部原計劃一年內隻複員200萬人，但由於來自國內各方麵的壓力太大，複員人員驟然增加，造成國內就業、住房和教育等方麵的種種困難。其次，美國工人階級為爭取提高工資和改善福利待遇，保持和擴大戰時獲得的經濟利益，從1945年秋季開始掀起了巨大的罷工浪潮。對此，杜魯門曾回憶說：“勞工糾紛在大戰行將結束的幾個月內發展起來了。在我任總統的初期突然激烈起來，這是我作為美國總統所麵臨的國內問題中最困難和曠日持久的問題之一。”此外，黑人反對種族歧視、爭取民權的鬥爭也在加劇，加上通貨膨脹、物價飛漲、房荒問題嚴重，都使社會矛盾進一步激化，並有可能導致30年代大危機的再現。
為了解決上述問題，杜魯門於9月6日向國會提交了一份包括21個要點的內政問題的綜合性政策谘文，概括地敘述了他的施政綱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