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禁酒法的實施，從一開始就困難重重。在整個20年代，國會內讚成禁酒的議員，在撥款和加強執法方麵一直聽從“反酒館同盟”的意見，規定任何含有千分之五酒精量的飲料都在禁止之列，這就意味著連葡萄酒和啤酒這種普通飲料都被禁止了。難怪有人抱怨這條規定過於苛刻了。大城市的絕大多數居民，不管是在美國出生或外國出生的，都相信飲酒是他們不可剝奪的權利，而且把對酒的渴望升華為一種“個人自由”哲學。諷刺小品作家亨利·路易斯·門肯聲稱，禁酒所造成的痛苦隻有14世紀的“黑死病”和17世紀歐洲的“三十年戰爭”可與之相比擬，卡內基理工學院的院長薩繆爾·丘奇博士認為，糖蜜酒乃是“上帝從大地母親豐饒的胸懷裏賜與人類的至大福澤之一。”飲酒之風不僅沒有遏止，反而更為盛行。那些嗜酒如命的人往往不惜代價地去弄到酒，就是以前滴酒不沾的人現在也開始喝起來了。對年青人來說，暗設在地下室或者商店後店堂的秘密酒店，以及放在臀部褲兜裏的扁酒瓶都成為他們反抗社會的標誌。喝酒的人城市多於鄉村，東部多於西部，富裕階級多於貧苦階級。酒吧關閉了，秘密酒店卻興旺起來。富裕的市民自有那些歹徒把酒送上門來。書房變成了避人耳目的酒吧。在這以前，還沒有出現過舉行雞尾酒會這類事情，如今卻成了很時髦的招待方式了。為了供應需求，酒精走私非常猖獗。那些酒販子有時把工業酒精再行蒸餾，有時偷偷從加拿大或歐洲進口，也有時自己釀造，他們從這種非法貿易中獲取的暴利是如此巨大，以致他們能夠買通警察入夥，找到政治上的靠山。他們結成幫派，使用暴力、敲詐、謀殺等手段，在所在地區內奪取違法犯禁的把頭地位。例如，芝加哥的阿爾·卡彭就是一個臭名昭著的私酒販和經營賭場的人物，他的年收入多達6，000萬美元，他擁有一支700到1，000歹徒組成的私人武裝，並同該市禁酒公署的大小官員們串通一氣。隻是在一個財政部特工人員打進這個組織並掌握了它逃避聯邦所得稅的證據時，這夥匪幫才在1931年被判有罪和監禁，卡彭才從他的頂峰跌落下來。
兩大政黨都試圖回避這個麻煩問題，卻都未能做到。共和黨人在全國實行禁酒的大部分時期內是當權派，而且在從事農業、信奉新教的各地社區內最有力量，他們傾向於支持這場胡佛所稱的“動機高尚而又意義深遠的實驗。”民主黨人則是左右為難。他們的力量既來自堅決主張禁酒的南部和西部農業選民，也來自強烈反禁酒的北部工業選民。
民主黨人在禁酒問題上的分裂是如此嚴重，以致他們在20年代實際上不成為一個全國性的政黨。
1928年大選時，先前4年一直對於城市與農村的分裂不知所措的民主黨人決定，要倚重城市化的各種力量，便提名紐約州的州長艾爾弗雷德·史密斯為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史密斯出身於紐約貧民區，是愛爾蘭裔天主教徒，曾充當坦慕尼協會的幹將，反對禁酒最為激烈，是曆史上第一位接受一個大黨的總統候選人提名的終生城市居民。有人撰文介紹他道：“並非名門世係，原在外國生長，曆受城市教養而又會說多種語言的那些新近投身美國場景的人們，第一次有了一個代表人物來叩全國政事廳的大門，滿心希望坐上那兒的主席寶座。”民主黨的政綱充滿對現狀的不滿，它指責說，共和黨執政以來，已經把國家搞得“工業蕭條，農業衰退”，並提出了修改關稅和救濟農業的改革措施。在獲得提名後，史密斯表示，他主張由地方政府做出選擇，即各州有權根據自己的情況製定是否允許製造和銷售低度葡萄酒和啤酒的法律。
在共和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上，赫伯特·胡佛在第一輪投票時就獲得了提名。他出身於艾奧瓦州一個教友會家庭，少年時做過農活，以後上大學，當過采礦工程師，經營企業成為富豪。在柯立芝執政期間，胡佛不僅是一位講求效率、精明能幹的商業部長，而且在1927年密西西比河穀泛濫成災期間，他奉命主持難民救濟工作，再度顯示出了極大的工作熱忱和管理才幹。時年53歲的胡佛對這次競選胸有成竹，他把20年代美國工業繁榮歸功於共和黨的自由放任政策，並表示他如果當選總統，也將奉行同樣的政策，諸如厲行節約、降低稅率以及充分實施禁酒法等。胡佛在發表接受提名的演說時說：“當今美國在消滅貧困方麵比世界上任何國家、比曆史上任何時代取得的成就都輝煌。”共和黨的演說家也許諾說，如果胡佛當選為總統，將保證“每家鍋裏有一隻雞，每家的車庫裏有兩輛小汽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