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六年前，一九五六年六月，雲南人民出版社請著名軍旅畫家梅肖青畫封麵和插圖，出版了我此生第一本署有我姓名的公開出版物《古老的傣歌》。它也是出版社之後出版了係列民族民間詩集所開始的第一本書。這本不到五十頁，在當時新的共和國物質還不富俗的條件下，印製得很粗糙的小冊子。對我個人，自有它非一般的紀念意義。不想，出版社所保存的大量資料中，在那個歲月，為眾所周知的原因，使出版社本應留有的這本樣書，竟然也無法再尋到它了。出版社的朋友，請我留下它作為雲南人民出版社建社六十周年社史資料的藏本，我自當割愛。同時，我由此也想引述此時還在海外連載的長篇隨筆《往世往逝》中一段有關此事的記述到——
對寫新詩得向民歌學習的指導思想，並沒有懷疑過，因為我知道寫作和投稿這門子事時，社會的輿論環境讓我知道的是，李季的《王貴與李香香》是詩的範本。這樣說得對不對，當時我還沒有這樣考慮過，也沒有考慮它的水平。雖然我兒時詩的啟蒙與此無關，可是，那份啟蒙，在幾年的軍旅生涯中，已難抵製此時社會輿論環境對它的衝擊。癡長幾歲，才明白“國家一旦成了對社會的獨立力量，馬上就產生新的意識形態”的聖賢之言。無論你看它“對”或“不對”，都隻能以此而論，某些己見，實際都是以個人對這一“社會的獨立力量”的態度所定。離此的所想，不切實際。當時，我若去學習《王貴與李香香》那種“信天遊”式的民歌，也不實際。所幸的，我所在的雲南還好，撒尼人的抒事長詩《阿詩瑪》，震驚文壇，這，無疑給大家開了一個好頭。雲南，西南，這個多民族的地域，沒有“信天遊”，可有別樣多彩的民歌，像我在拉薩“七一農場”聽藏族農工唱的《蒼央嘉措情歌》，不是很好嘛！上佧佤山路過當時稱之“車裏”的景洪，我們請當地稱之“讚哈”的職業歌手所唱的歌，經我和公劉合作記錄、整理，先後在《雲南日報》、《人民文學》發表。不少讀者公開表達了對它的熱情。後來坐在編輯室去不了車裏，打聽到“雲南民族學院”會唱歌的傣族學員，則請了他們出來唱。他們不像“讚哈”，唱它的形式可能與它民族文化的經典性，與傣族傳說或神話式的記史和祭祀的內容有關。才有“讚哈”盤腿而坐，紙扇遮臉，“嗡嗡嗡”的，像蟬鳴一般，半天才唱出一個字音的吟誦。傣族學員唱的是小調，而且他們都有一定的漢語水平，在“通司”口譯它的過程，唱的，譯的，雙方對漢譯所選用的詞語，不時還有交流、商榷。這使我相信如此記錄整理的文本，比較記錄“讚哈”所唱的，它更貼近原唱的原義原形。
當時，我在很多場合都公開表示：這隻能是一種過渡的辦法，等這些民族懂雙語，自己有一定漢語文字水平的新文藝工作者出來直譯，這些如此“記錄整理”的文本，除了可作特殊的檔案資料，自當一概作廢。
不想，一切都發展得太快了，雖然別的民族不像佧佤人從原始氏族部落越過千年一躍到新民主主義的社會，然而，從封建莊園一躍至此，也是多少個百年的飛躍。新一代的年輕人，追求自身的“現代化”時，已無法讓他們接受那種口傳身授的傳統民歌的演唱之繼承，而是選擇城市傳唱的流行歌曲，或現代搖滾。否則，應當納入“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既是民族精神的壯大和弘揚，還能直接創造不少物質財富、經濟效益；可惜，它卻為現代物質所侵蝕而淡化了自我。一個人口不多的族群，尤其是沒有自己文字的民族，文化是他生存的根基，若在追求現代物質時尚時疏忽了它，隻是在節日以一套民族服飾作為民族標誌，而生存根基的文化之削弱，無異是對自身民族性的慢性自殺。唉，天難如人願，原先想來後來該當作廢的東西，不想反而成了搶救下來的寶貴民族文化遺產。這當中，包括那個時期大批漢族文藝工作者，大多還不是像我這樣的“個體戶”，是受命組織“工作組”以口唱、口譯、筆錄，加以當時名之的“整理”加工所留下來的幾十部書的文本。不論此時多方的局限還為它留下多少遺憾，現在看來，也隻能搶救下來是多少算多少，搶救下來的是個什麼樣子就算個什麼樣子了。不然，被遺忘於“現代”，被“現代”淹沒，則是無法挽救的。時至今日，不少揚言以“文化”建“大區”、“強省”作“秀”（show）者，當今日的條件好多了，對能夠、應該搶救的卻不屑一顧，那麼，曆史對他等的“政績”，不僅不可能加分，肯定也推卸不了他等對此的曆史罪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