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外鋪設電線之爭中，閩浙總督李鶴年造成了很壞的影響。他收受大北公司賄賂，一再上奏反對拆除英商已鋪設的電線。當清廷批準自行鋪設從外國人居留地福州南台到外國船舶停靠港口羅星塔全長19公裏的水線後，他提出由大北公司承建，由丹麥人承擔費用。同時批準鋪設由福州到廈門的陸線，仍由丹麥人承建，且允其自建一條平行線路，竣工後兩線均由大北公司管理。此舉引起軒然大波，當地華商紛紛要求將陸線收歸國有；清廷同時收到沈葆楨等人嚴懲李鶴年的奏報，遂令其將陸線收回。李鶴年左右為難：一邊洋人得罪不起；一邊聖意難違。他四處派人大造輿論，鼓動民眾反對鋪設電線，結果，中國曆史上第一次官方自行鋪設電線的鬧劇就這樣落下了帷幕。
天津電報局
1877年5月，直隸總督李鴻章最終主持自行鋪設了從天津機器東局至直隸總督衙署、長達16公裏的電線，電報也即開通。李鴻章驚歎：“洵屬奇捷，神奇可詫！”隨後命於大沽、北塘炮台鋪設直達天津的電線，自此號令淮軍各營，頃刻回應。
1880年9月，李鴻章在天津設立電報總局，同時於紫竹林、大沽口、濟寧、清江、鎮江、蘇州和上海等七處設電報分局，委派洋務精英盛宣懷、鄭藻如、劉含芳、唐廷樞、鄭觀應、經元善等人籌辦津滬電報。與以往舉辦洋務不同，李鴻章創辦電報最初采取贏利性的商辦模式。然而不久，複改商辦為官督商辦。商人們自有苦衷：一是電報所經地段太長，隻能靠官府之力保證線路暢通；二是電報所經多為軍事要地，商務用途不大。
津滬電報局開辦後卓有成效。特別是1882年朝鮮壬午事變使其名聲大振。李鴻章事後回憶：“當年朝鮮內亂，我能夠及時調派南北水陸各營，多虧電報幫了大忙。其速度乃前所未有，總理衙門與我密商出洋使臣人選及南方要務軍情，均可同步反映。”
光緒九年至十一年（1883年—1885年），一條信息之龍由無到有，由短到長，在南中國海岸線上舞動。京滬粵新線成為近代中國電報業的主動脈，由南到北將整個中國聯係起來，電報總局也從天津遷往上海。新線分官線與商線：凡連接沿海沿江通商口岸有錢可賺者為商線，屬電報局管理，如京滬、長江、京通各線；凡地處偏遠，因軍事需要而設，線路綿長難以贏利者為官線，屬官電局經營，如山海關、旅順等線。值得一提的是京通線，全長一百八十裏，將京師與全國各地相連。
19世紀90年代，電報局成為規模僅次於輪船招商局的新式企業，業務遍及南北各省。李鴻章興奮地說：“五年來，中國創設沿江沿海各省電線，總計一萬多裏，國家所費無多，巨款來自民間。當時正值法人挑釁，將帥報告軍情，朝廷傳達指示，均相機而動，無絲毫阻礙。中國自古用兵，從未如此神速。出使大臣往來問答，朝發夕至，相隔萬裏好似同居庭院。舉設電報一舉三得，既防止外敵侵略，又加強國防，亦有利於商務。”
必須看到，李鴻章並非重商主義者，他舉辦電報的初衷不是振興商業，而是加強國防，是希圖借官商合力抵拒洋人，以免洋商染指中國利權。李鴻章擔心電報局常年花費太過龐大，單純依賴官方難以生存，且官方經營有與民爭利之嫌，因主要采取了商辦、官督商辦的形式。商人承辦則使官方不耗巨資而盡收其利，減少風險性；官方給予必要保護和扶持，則可鼓舞商情，增強商人入股信心。
另外，以李鴻章為首自行舉辦電報事業，在引進外資與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方麵，麵臨更大的困難。一方麵需要引進真正的先進技術，另一方麵又要防止外人借此幹涉中國內政。
李鴻章最終選擇了丹麥大北電報公司作為合作對象——大北公司作為在中國最早鋪設電線的外國公司，技術不成問題；丹麥是歐洲小國，比俄、英、法、美諸強似更易駕馭。李鴻章與大北公司合作十分愉快，曾將禦賜三等第三寶星頒發給大北公司主辦恒寧生。在李鴻章的運作下，清廷將二十年海線專利讓與大北公司，大北公司則協助興辦中國的電報事業。
自此，近代中國的電報業發展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