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2月，王弼會同有關人員親自深入四川、陝西等地，檢查了中專、技校和工廠的教育及員工培訓等工作情況。他發現西安航空技校勤儉辦學的經驗，及時向趙爾陸部長做了彙報，並積極推廣西安航空技校的經驗。5月30日《人民日報》以《窮學校能培養出好學生》為題報道了西安航空技校勤儉辦學的經驗。當時西安航空技校勤儉辦學成為全國教育界的一麵紅旗，受到毛澤東主席的表揚，對當時中專、技校辦學方向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王弼對發展我國的航空降落傘事業付出了辛勤勞動。中國的降落傘生產，幾乎是白手起家。1955年初，航空工業局決定南京降落傘廠（現中航工業宏光）由王弼直接領導。王弼親率工作組到廠工作，提出了集中力量生產110型降落傘的方針，並親赴上海幫助解決特紡材料的生產與供貨問題，還協助工廠製定了建議上級成立降落傘國家試放鑒定委員會等5項措施。這些措施大大鼓舞了全廠職工的士氣，發揮了技術人員的積極作用，提高了工作效率，保證了產品質量。1955年11月，工廠試造的110型和112型降落傘經上級組織試放、鑒定，雙雙獲得成功。
王弼一貫重視產品質量和檢查工作。1953年，王弼負責抓檢驗處的工作。在王弼的主持下，健全了航空工業局檢驗處的組織機構，修改了檢驗工作條例，製定了工廠總裝車間檢驗室的職責範圍，製定了有關事故報告的規定。為了搞好航空產品質量，他還強調要開展場外調查，及時反饋部隊使用情況。在“大躍進”年代大砍機構時，局機關撤銷了檢驗處，王弼持反對意見。
“文化大革命”開始，王弼受到打擊迫害。他雖年過七旬，身患重病，仍要下廠蹲點勞動。當時工廠一片混亂，產品質量低劣，他痛心疾首，憂心如焚。他沉痛地說：“質量不好，要自我毀滅。製造飛機，不像製造汽車，出了故障，可以停下來修理，飛機在空中出了故障，要機毀人亡。”他不顧重病纏身，寫出上萬言的建議書，提出質量是生產的核心。不合格的產品，生產得越多，浪費就越大。王弼至死不渝，堅持“質量第一”的精神，深受航空工業廣大職工的尊崇和稱頌。
1956年，王弼參加全國十二年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的製訂，並擔任航空組副組長。由於導彈的出現，當時有人認為飛機即將完成它的曆史使命，勢必要被導彈全部代替，因此主張在中國應全力投入火箭的研究試製。王弼堅持正確的主張，和徐昌裕等同誌提出火箭與飛機必須同時進行，主要力量可以放在火箭方麵，但應在生產飛機的基礎上搞火箭。
1976年3月，他向毛澤東主席、軍委葉劍英副主席提出“組織各部門有造詣的航空技術專家，加強科技建設力量，組織生產高速度、高質量的飛機”的建議，以縮小我國飛機與國際水平的差距，表現出王弼對黨、對航空事業的一片赤誠之心。
王弼於1977年8月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