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feis to give notto take”人生是施與不是索取。這是雨果作品中的話，我記住了，也在自己的一生中努力去實踐了。
我在1955年就拿273元工資，那時侯普通工人的工資就二三十元，一個普通車間主任就拿六七十元，後來到一百多元。那時我在沈陽410廠，莫文祥同誌是廠長，我是一名室主任（發動機設計室室主任），他的工資跟我不一樣，他拿不到二百元。我覺得不對，就打報告說，這樣不行，我工資太高，是不是把我的工資減一減，要不然我就脫離群眾了。我對組織講，你們不能讓我脫離群眾，這是一個原則問題啊！但是廠裏不同意，他們說：“老吳，你把工作做好就行。減工資？沒有這個規定。”
後來六院成立，1961年，組建第二研究所。我又向六院王振乾政委打報告，要求減工資。他說，你呀，還是努力工作。他送了一本新的《毛澤東選集》精裝本給我，說：“你好好學習學習毛主席著作，好好工作，工資不能減。”當時我總感覺這是個問題，在群眾當中你做了多少工作？你為什麼拿那麼高的工資？我心裏始終很不安。
1963年，越南戰爭爆發，就是美帝國主義進入越南。我想這回機會到了，那一年，我從我一年的工資裏拿出1200元錢，通過郵局寄到北京的越南大使館，我就說我抗美援越，他們回複說這很好。可是一年以後，到了1964年，越南戰爭不打了。那我怎麼辦？我就每個月拿到錢以後，取出100元作為黨費上繳組織，就這樣一直交了下去。到了“文化大革命”，我進了“牛棚”，隻拿生活費，沒有工資，當然就沒有辦法交了。後來我解放了，出了“牛棚”，那是1970年，組織上把被封存的我的工資還給我，當時補給我幾千元。之後，我又按每月100元交黨費了。
我有兩個想法，一個是我應該感謝黨，我應該對黨多做一點工作，我享受的待遇已經夠高了。我是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五、第六、第七屆全國政協委員。1990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1年被評為航空航天部有突出貢獻老專家，那都是很高的榮譽。我憑什麼得到那麼高的榮譽？我捫心自問：“你作了多少工作？到現在發動機還拖著飛機的後腿！你這一生怎麼做的呢？”盛名之下，其實難副，所以我一定要交這個黨費。第二個是什麼呢？我們國家窮啊！我自己是從舊中國過來的，過慣了窮日子，現在過得清貧一點，但內心挺舒服、挺高興。我們國家還是一個發展中的國家，如何解決貧困地區的溫飽問題？現在我們還有幾千萬人口沒有脫貧，還有西部的開發建設，所有這些都是需要錢的。我想我是一名共產黨員，要響應黨的號召，節約、節省，我們國家還不富裕。既然你是名中國人，你就要分擔中國社會的責任，我是這個想法。
也有人說我是傻瓜，我說我不是傻瓜。我既然是這麼過來的人，就應該這樣做，這樣做一點不過分。我從1964年開始多交黨費，中間也是有波折的，但最終我還是認為應該這麼做，不是我故意要搞什麼。我的家庭、我的愛人都很理解我，很支持我。
有一段話，就是“知足常樂、自得其樂、助人為樂、為善最樂”，四個“樂”。這是顧誦芬同誌的父親顧廷龍老先生在世的時候寫下來的。他老人家是我國的大學者，書法也非常好，他的這些話對我教育很大，願意和大家共勉。
附媒體報道：
全國政協委員、航空航天工業部高級研究員吳大觀，同夫人華國一道，親自送來了2000元的捐款。
作為一名政協委員，吳大觀曾在政協會議上多次提案，希望國家狠抓國民教育，增加教育經費，挽救貧困地區的失學兒童和青少年。但是，根據中國國情，想要全部由國家來解決這個問題實在是太難了。
吳大觀欣慰地對基金會的工作人員說：“希望工程獨辟蹊徑，走的是另一條路。一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如果百人、千人、萬人……大家都來關心那些失學的孩子，就將產生一種了不得的力量。年青人，感謝你們，你們正在做的是一件關係到民族未來的前程的事業。”
吳大觀到北京工作以後，仍過著儉樸的生活，每年繼續多繳4000～5000元黨費。近幾年他的工資增加了。為了救濟農村貧困地區失學兒童，他向希望工程捐款6000元，表示他對失學兒童的一片愛心。當希望工程工作人員給他攝像時，他仍然穿著平日那件穿了20多年的舊衣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