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
我們這一代人隻能夠過艱苦生活，為什麼？雖然共產黨解放了苦難的中國人民，但離國家富強還很遙遠。隻有我們過艱苦的生活，我們的後代才能過上幸福的生活。這是我的想法，也可以說是自己的信仰。
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們這一代注定是要吃苦受難的。
我的家庭出身，我小的時候接受的教育，我年輕的時候看到雨果的書，受到的那些影響，我接觸到的那些人———我舅舅一家，我在揚州中學、長沙臨時大學、西南聯合大學，包括後來在大定廠接觸到的人……他們都對我有著影響。而這些影響綜合在一起，就形成了我的這樣一種生活態度。說大一點，就是我的人生觀、價值觀。
這些東西有那麼神秘嗎？我覺得沒有。因為當你把這些想法真正變成了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生活、工作和做人的原則以後，一切都很自然了。
我舅舅是舊社會的地主，但他有自己的生活信念。他們一家人不抽煙、不喝酒，不嫖、不賭，一生不做坑蒙拐騙、傷天害理的事。他教育自己的家人，規規矩矩做人———“傳家有道唯忠厚，處世無奇但率真。”在我的眼裏，他是這樣寫的，也是這樣要求自己和自己的家人的。
我的表哥中有三位上了大學，他們都是很清醒地選擇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在他們的一生中，把握住了自己的人生原則。雖然過得清苦，但他們活得充實、愉快。
在學校裏，尤其在大學裏，我的老師們不僅教給我們知識，更教我們如何做人。他們不是用空洞的教條、教義來教育我們，而是用自己的行動感動、感化著我們。西南聯大的教授至少有一半是從國外留學歸來的。他們完全可以留在國外，過舒適的教授生活。在國外的大學裏，他們學習的成績都是很優秀的。這樣的人才，國外的知識界、教育界和科學研究機構都很歡迎，甚至是很迫切地需要他們的。但他們都是學成以後立即回國。可以說是義無反顧地回到自己苦難的祖國，投身於抗日救國、航空救國、科技救國、工業救國的奮鬥者的事業中。
在昆明，在那樣的艱苦條件下，他們的生活幾乎和我們這些窮學生一樣，衣著儉樸、清貧如洗，但他們仍堅持著，一直到抗戰勝利。在他們身上，我看到了一個知識分子應有的社會責任感、使命感。
在貴州大定，中國的第一個航空發動機工廠，數百人的小廠，建廠之初，便集中了8位在國外取得博士、碩士學位的留學生。在選址時，總工程師李耀滋深入到大定這個不毛之地，找到了烏鴉洞，是為了躲避日本鬼子對昆明的狂轟爛炸。那樣的艱苦沒有讓這些人退卻，相反，他們堅持下來，在這裏造出了中國航空工業的第一台發動機。
我們的祖國經曆了太多的苦難。我在美國、歐洲都有過學習、生活和工作的經曆。我能夠體會到，國家貧弱，人民就會被看不起，就會受到歧視。我想，在這些優秀的中華兒女心裏，想到的也應該是要用自己的聰明才智、用自己學到的知識、用先進的科學技術把我們的國家建設強大。所以，他們選擇了吃苦和奉獻。
在舊社會，我們受到孫中山的影響，受過“三民主義”的教育。孫中山講過一句話，我很受教育，就是“我們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這句話深深地記在我的腦子裏麵。從那時候起，我就選擇了“愛國要救國，要讀書，要做大事，要為人民做事情，不做大官”的人生道路。
對國民黨的那些當權者、那些一心隻想做大官的人，我有自己的認識。他們的腐敗使全國的老百姓失去對他們的信任。連我舅媽這樣一個普通的家庭婦女都能深惡痛絕地說出“為官不仁、無官不貪”的警句。可見，這些官僚是多麼不得人心了。
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在1948年，我有幸在同學、同事的幫助下，開始接觸到共產黨的地下組織，開始接受黨的教育，開始認識到什麼是共產黨？什麼是國民黨？國民黨為什麼腐敗？而共產黨的光明在哪裏？認識逐步提高，最終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組織，成為中國無產階級先鋒隊的一員。
入黨以前，在石家莊的時候，組織上首先給我一本《毛澤東選集》，不是後來的《毛澤東選集》，是老區出版的《毛澤東選集》，字很大而且很不清楚。同時，還發給我一本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我認真地學習了。我感覺到，共產黨對黨員的要求是和自己的人生追求完全一致的。
劉少奇同誌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中講到：
“共產主義世界好不好呢？大家知道，那是很好的。在那種世界裏，沒有剝削者、壓迫者，沒有地主、資本家，沒有帝國主義和法西斯等，也沒有受壓迫、受剝削的人，沒有剝削製度造成的黑暗、愚昧、落後等。在那種社會裏，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都有高度的蓬蓬勃勃的發展，能夠滿足所有社會成員的各方麵的需要。那時，人類都成為有高等文化程度和技術水平的、大公無私的、聰明的共產主義勞動者，人類彼此充滿了互相幫助、互相親愛，沒有爾虞我詐、互相損害、互相殘殺和戰爭等不合理的事情。那種社會，當然是人類曆史上最好的、最美麗的、最進步的社會。誰能夠說這樣的社會不好呢？那末，這樣好的共產主義社會是否能夠實現呢？我們說，是能夠實現的，是必然實現的。關於這一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已經作了無可懷疑的科學的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