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報》記者張貽複談起這一時期的報道時，他說：隻要有利於破除舊的管理體製，有利於調動師生的積極性，有利於把教學科研搞上去，有利於教育麵向經濟建設，都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無所畏懼地、衝鋒陷陣地進行交大改革試點的報道。他們在觀念上，不把自己視為旁觀者，而是改革的主人，想交大之想，急交大之急。經常參與交大高層班子對改革的研究。我校也不把張貽複等記者看作外人，連黨委成員到京向國家教委彙報交大分配製度改革，也邀請了他參加。同時，黨委副書記劉克在一個報告會上向北京高校介紹改革經驗時，張貽複也在場。後來我校決定表彰學校教職工中對改革有功者，也當成交大改革的一員，表彰了張貽複同誌，給他頒發了獎勵證書。
《光明日報》記者關於交大改革的報道，既得到交大黨委班子的參與、策劃，又得到光明日報記者站，特別是報社領導的大力支持。
我校領導在研究改革時，同時研究宣傳報道問題，以此作為改革的重要部分，有時請《光明日報》的記者列席，甚至共同研究報道題目和細節。清樣出來以後我校又有專人或集體審閱，對重要的報道，我對清樣要逐字逐句修改。
《光明日報》社總編室，經常為交大的報道開綠燈，騰出版麵，基本上做到了“凡是交大改革的稿件，有一篇登一篇；來得快登得快；有一篇重點報道，登在一個重要位置”。1982年12月30日和1984年10月7日先後發表的“鄧旭初答本報記者問”的報道，放在當天《光明日報》的頭版頭條。按常規，隻有黨和國家領導人就國內外重大問題答記者問才可以占據這個版麵位置，一個單位的領導人答記者問占有這個位子，據說是該報創刊以來未曾見過的。還有10多篇交大的報道上了頭版重要位置，可見，《光明日報》對我校的改革是多麼重視。這充分反映《光明日報》對中央改革開放路線是怎樣堅定地貫徹執行的。
有一次該報記者在京，下午5時收到交大一份電傳稿件，第二天的版麵已經安排好了，記者將這篇稿件送到總編輯杜導正手中，杜當機立斷，決定調整版麵，第二天見了報端。
《光明日報》對我校的改革，做到了“三性”：長期性，從1981～1985年連續報道有上百篇，上第一版的或重要位子的有幾十篇；連續性：長時期跟蹤報道，直到1985年12月11日還在第一版刊登了記者報道：“熱心高等教育體製改革的人們在關切地詢問：上海交大的改革目前進行得怎麼樣？”還發表了題為《堅持改革必有成果》的評論員文章；係列性：報道文章的品種多，有消息、調查、答問、評論、通訊、來信等。
《光明日報》對交大改革的報道，可以說在全國的新聞媒體中起了“帶頭羊”的作用。兄弟媒體與之競爭，形成了強大的輿論熱潮，其影響波及國內外。想當年，每天成千上萬人到我校“取經”，全國高教界都在議論交大的改革，與這些宣傳關係極大，對我校改革的推動也是極大的。
在我的印象裏，《光明日報》在宣傳我校改革時，還有“四個每當’，也十分突出：
——每當交大出台改革措施，《光明日報》就滿腔熱情地及時報道。
——每當交大改革遇到思想阻力和困難時，《光明日報》就給以有力的輿論支持。
——每當交大改革取得重要進展和成果時，都不失時機地加以報道，擴大影響。
——每當中央領導就交大改革發表意見時，光明日報就打破常規，準確而又原原本本地報道。
以上有些做法，衝破了過去新聞界“有關中央領導的講話必須以新華社通訊稿為準”等規定。如王震、萬裏同誌對交大改革“允許改革失敗，不允許不改革”等談話，在《光明日報》上首先見報。
1984年2月16日上午，鄧小平同誌在上海接見了我校黨政領導、校務委員會委員和部分教授共50餘人，並合影留念。當天下午，王震同誌來我校轉達了鄧小平同誌的意見說：“鄧小平同誌對你們的管理改革工作非常關心，非常支持，對你們在改革中取得的成績表示滿意，對你們在當前改革中認真貫徹中央、國務院的精神非常高興。”當然，上海交大的改革成果與新聞媒體的作用是緊緊相連的。《光明日報》（還有《人民日報》等）的宣傳同樣是非常成功的，《光明日報》作為高等教育改革堅定的傳播者是當之無愧的。
我校進行管理改革的最終目的，就是要把上海交大建成為名符其實的第一流高等學府。1977年～1986年這10年的各項改革實踐，已顯示出其在推動學校教學質量和學術水平提高上的巨大威力。在新的黨委班子領導下，到20世紀90年代，上海交大已建成為一所以應用科學為基礎，以工科為主幹，站在若幹新興學科、邊緣學科前沿的具有理工、管理、文學藝術、社會科學等多門類的綜合性的高等研究大學雛形。現在，上海交大經過了“211工程”的國家預審並進入全國高校前列，製訂了到21世紀初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目標。改革的精神在不斷發揚，全體師生員工仍在艱苦創業，曆史的責任已經落在以後的一代代交大人肩上。我衷心期望交大人為人類文明、社會進步和祖國繁榮做出更大的貢獻。同樣期望《光明日報》與上海交大改革的情愫源遠流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