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年代條件艱苦，物質匱乏，吃穿差一點是可以理解的。建國後，條件相對來說好多了，吳玉章生活上的情況又是怎樣的呢？在他身邊工作的一位同誌曾回憶說：吳老在吃的方麵毫不講究，不喝茶，不抽煙，不飲酒，每餐飯弄什麼菜他吃什麼菜，餐後征求他的意見，他總說“好好”。稍微有好一點的東西，他就想著大家。1950年除夕，辦公廳送了一些野味來，吳老說這是中央的關懷，親自主刀把肉分割成幾塊，派人給胡錫奎、成仿吾、李培之等校領導送去。剩下自己的一份兒，在吃飯時他把身邊的工作人員都叫過來。讓大家一起吃。有的同誌因工作暫時來不了，他還特地分出留著。穿衣方麵，他把從延安帶來的洗得泛了白的襯衣、襯褲補了又補。一件小皮襖壞得實在不能再穿了，他就叫改成護膝，晚上看文件時搭在腿上。他女兒為他添置了一條小薄絨被，還挨他一頓嚴厲的批評。用的方麵從來沒有超過標準，偶有稿費收入，吳老還叫退回去，說吃穿用都是公家包了的，寫稿子也是份內的工作嘛。他用的那枝鋼筆粗得寫出的字像毛筆字，還是工作人員說了好幾次才換了新的。工作人員把吳老一塊用了多年走走停停的舊表給換了，他還歎氣，說：“唉——那不是還可以用嘛。”他住的地方是過去的老房子，日照很差，室內又暗又潮，冬季晚上特別冷，要安裝暖氣時，他首先想到的是李培之同誌（王若飛烈士的夫人）。他說：“她是烈屬，要先行照顧。”最後輪到給他安裝時，他隻叫安兩個屋子的暖氣片，他媳婦和孫子們的宿舍都不讓裝，隻叫燒煤。浴室是從一處大廁所隔出來的，下水道不大通暢，進屋去是不敢開窗的，開了就臭得不行。至於將另一間舊房刷點白灰臨時改做會客室，完全是為了工作的需要，省得來了一批客人後擠得連個坐處都沒有。就是這一點也是工作人員反映多次，吳老才同意修的。辦公廳幾次提出給吳老換車、換房子，有幾次還準備把一處外國使館的房子讓給吳老住。吳老總是說現在條件很好了，比延安、西柏坡村好多了，現在經濟建設需要錢，老百姓生活還不富裕，我們盡量地給國家節約吧……
不謀特權
吳玉章不僅對自己要求嚴格，對子女們同樣嚴格要求。
他的獨生兒子吳震寰是著名的水電工程師，1949年成都解放前夕，不幸在華西醫院因病逝世。當時，兒媳一人拖著四個孩子在成都生活，十分困難。這些孩子最大的八九歲，最小的還不到半歲。吳玉章忍著老年喪子的巨大痛苦，決定叫他們母子到北京來共同生活。兒媳帶著孫子到北京後，他告誡身邊的工作人員說：“第一，為了不增加國家負擔，家屬一律到隔壁校部大灶食堂吃飯，帶小孩去吃如果不方便，可以給他們買個飯盒打回來吃，但不能跟我同吃，也不準在我的小廚房內去單獨做飯菜。第二，家屬有事外出，不準隨便用公車，可以到外麵大街上去乘電車。電車費可以從我的津貼費中開支，不能拿到公家財務上去報銷。小孩子上幼兒園也不得用小車去專門接送，可以派人乘電車到指定地點去接小孩。”吳玉章看到工作人員瞪大眼睛看著他，就又解釋說：“小孩從小就要養成一個好習慣，如果每個小孩家長都派小車接送，不但浪費國家汽油，而且在群眾中還會造成不良影響，群眾會說我們和舊社會一樣，一人當官，全家享福。而且更嚴重的是使小孩子從小養成一種驕傲自滿、盛氣淩人的惡習，這對他們的成長是極為不利的。”
吳玉章的女婿是1933年被軍閥殺害的，他的獨生女兒從此寡居。建國後，他把女兒、外孫接到北京生活。外孫藍其邦剛到北京，吳玉章就對他說：“我們有兩重關係，一是同誌關係，一是長輩與後輩關係。封建社會講夫貴妻榮，封妻蔭子，共產黨是不講這一套的。我們都在為實現共產主義而奮鬥，你們工作得好是你們的功勞，我工作得好是我的努力，可以互相鼓勵，但不能有所依附，不單是你，我的任何親屬都不能用我的名義在外麵去辦什麼私事。”
吳玉章說到做到。三年困難時期，他女兒已經六十多歲了，他還要她回四川榮縣老家去參加生產勞動。他外孫女婿從廣東來京開會，帶著糖和水果來看他，他一定要對方去補貨票。外孫藍其邦有一次用中國人民大學工業經濟係的信箋寫信，他看到了，就把越南胡誌明主席給他寫的信讓外孫看。原來胡誌明主席是用舊報紙翻過來當做信封的。
吳玉章一生艱苦樸素。他認為：生活與廣大群眾拉開了距離是很危險的，國民黨為什麼原來受人民歡迎，以後又被人民反對呢？就是因為它腐敗……生活太優裕了，容易滋長特權思想，這也好比硫酸，用得好它是催化劑，用得不好它就是腐蝕劑。
嚴於律己
1930年10月，吳玉章被派到海參崴遠東工人列寧主義學校擔任教學工作。遠東出版局約請吳玉章編寫一本中文教科書。當時，他除了教學之外，還忙於抗日宣傳，四處募捐，支援國內的抗日鬥爭，在編寫這本書的時候，缺少係統研究問題的時間，隻倉促摘錄了斯大林的一些言論，選編了別人的一些文章，自己也寫了幾篇，編輯成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