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字雨農，浙江江山人，1897年生。後考入黃埔軍校第六期騎兵科。畢業後加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密查組，開始了他的特務生涯。1932年3月複興社成立後，戴笠擔任該社特務處處長。
戴笠這個特務處處長是蔣介石親自點將的，因此他受到蔣介石的重視。蔣對複興社特務處的重視遠遠超過屬於國民黨中央組織部係統的調查科。初成立的複興社特務處的月經費和調查科一樣，都是20萬元，不久複興社特務處的經費被提高到80萬元；而調查科僅提高了10萬元，每月為30萬元。
戴笠向徐恩曾提出借調顧順章到複興社特務處擔任南京特訓班的顧問和教官，徐恩曾雖然心裏不情願，但考慮到戴笠有黃埔背景，又得到蔣介石的重視和青睞，風頭正健，還是不得罪為好，隻好同意了。當然，乖巧的戴笠的這個意見是事先報請蔣介石同意的。
複興社特務處本部先是設在南京徐府巷，後搬到洪公祠1號，南京雞鵝巷53號則作為特務處的對外聯絡站。顧順章被戴笠正式聘為顧問和教官之前，二人第一次見麵，是戴笠約顧在雞鵝巷談話。這次談話後，戴笠對顧順章的第一印象頗佳，隨後就聘用他為特務訓練班的顧問和教官。
顧順章受聘後，和在中統特務訓練班一樣，幹得很賣力，戴笠十分滿意。戴笠發現顧順章訓練特務的方法中融入了中共地下鬥爭的經驗，確有一套，對之大為讚賞。他認為顧順章的確是個人才，如複興社特務處用他，無疑對特務處會有幫助，從而提高戴笠本人領導的特務處的業績，使自己進一步得到蔣介石的重用。因此，他千方百計拉攏顧順章加入特務處，許以高官厚祿。顧順章對戴笠的信任非常感激。顧順章將戴笠對待自己與徐恩曾對待自己一比較，對徐恩曾以及中統的反感就越來越大，產生了背徐投戴之心。
複興社特務訓練班結束後，顧順章又回到徐恩曾的嚴格監控中。顧順章遭到徐恩曾的監視，無法自由地出去與戴笠直接見麵，他便寫信通過張永琴傳遞。但這一切瞞不過徐恩曾，因顧順章的“保鏢”林金生不斷把顧的活動情況向徐恩曾告密，徐恩曾大為惱火。有一次，徐恩曾親自到顧家，斥責顧忘恩負義，要另找靠山。顧順章也不示弱，頂了他幾句，兩人由此大吵一頓。徐恩曾是有名的“笑臉虎”，生起氣來也裝作斯文，笑裏藏刀，若無其事地離開顧家，回去時交代顧建中要給顧順章顏色看看，給他一個下馬威，看他是否會有所收斂，死心塌地地為中統效忠。
徐恩曾暗生殺機
不久之後，顧順章到國民黨中央部開會時遭到顧建中的持槍威脅。顧利群若幹年後介紹其父那驚險的一幕時說：
中央黨部請我父親去開過好幾次會，他的手槍帶在大衣口袋裏，在開會當中一個姓顧的，叫顧建中就把手槍擺台上。他講，你再不好好地幹，不跟我們幹，我要你的命，手槍拿出來。顧順章這個時候，你拿手槍，我也拔手槍。這個時候他們沒有對顧順章下手，人家放他回來。他回來以後，當晚就跟張永琴講了，我今天很危險啊，如果我不帶這把手槍，可能我已經回不來了。
盡管顧順章在這次危險中能有險無驚安然而退，但是這件事已說明徐恩曾對他萌生殺機了。
此後，顧順章一直稱病在家休養。他的確患有嚴重的胃病，在家養病的理由順理成章，徐恩曾對此無話可說。百無聊賴之際，顧經常與一些境遇相同的變節分子一起聊天，發泄不滿，如曾曆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委員、候補常委、常委，與顧同屬工人出身的共產黨叛徒徐錫根及其妻子黃覺，就經常與顧一起發泄不滿。徐錫根大革命後期在上海擔任厚生紗廠中共支部書記，1932年冬被捕叛變，被國民黨冷遇於南京，鬱鬱不得誌，與顧順章同病相憐，兩個人碰在一起有了更多的“共同語言”。
顧順章不知道是出於韜光養晦的需要，還是出於精神寄托的需要，居然又收藏起古董來了。他曾對人表白，他準備在獲得自由後就脫離政治開古董店維生。
不知是欲擒故縱，還是想對顧順章進行最後的拉攏，徐恩曾改變了不久前與顧順章那種劍拔弩張、刀光劍影的緊張關係和對他高壓的態勢，多方拉攏顧順章。徐為顧順章在南京城南甘露寺租了一套獨進的小屋，也相對放鬆了對他的監視。1934年4月底，徐恩曾還安排顧順章一家去日本休息養病。
顧順章在日本無親無故，他剛到日本時，經徐錫根介紹住進徐在日本神戶的親戚家中。後經徐的這家親戚的介紹，顧租了一間公寓房。他一邊養病，一邊學日語、料理家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