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5月，盧被中共公安機關逮捕，1969年11月被依法處決。有一種說法是盧福坦掌握了康生在30年代初的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盧福坦被中共逮捕曾交代過此事，“文革”又舊事重提，康生假公濟私，殺人滅口。
史濟美肯動腦筋，他把自己到上海來破壞中共組織的方法和經驗總結為三點：
第一，“撒播黑色種子”。采取優厚的物質條件誘惑中共隊伍中意誌薄弱者，使他們叛變中共，被捕後誘惑與尚未被捕誘惑，雙管齊下。然後利用叛徒作為“黑色種子”，讓他們帶路指認或在馬路大街上守候盯梢，有的甚至連續盯梢幾個月，待掌握了中共的全部活動情況之後才下手逮捕。
第二，“設置老鼠籠”。破壞中共某一機關後，派人守候在那裏，一發現中共不知情的後來者，即馬上逮捕。
第三，“放長線釣大魚”。破壞中共的組織以後，故意保存其中一個已經發現的機關，讓中共繼續活動，派人在那裏監視並跟蹤吊線，過一段時間，找到更多的線索以後，再進行一次新的大破壞。
史濟美自鳴得意，稱他的三條經驗為偵破共黨組織的“三點論”。
史濟美，這個善於鎮壓共產黨人的老手，盡管秉性狡黠，行蹤詭秘，防守嚴密，但是並沒有逃脫特科的懲罰。
1933年6月間，中國火爐之一的南京驕陽似火，炎熱異常，史濟美不辭勞苦，風塵仆仆地從上海趕到南京國民黨特工總部彙報工作。事畢，特工總部設計委員顧建中有意讓他翌日在一起小酌敘談，而史濟美卻執意要在當夜返滬。原來史濟美已預定14日晚在上海福州路小花園一家叫“甜心”的妓院請客，捕房探長、翻譯都在應邀之列。他是要炫耀自己“剿共”有方，炫耀自己的“豐功偉績”，也有犒勞這群“剿共”幫凶的意思。
史濟美為了表現他身為男子漢“一諾千金，說話算數”的氣度，婉言謝絕了顧建中的盛情，急如星火地於當天晚上趕回上海。
史濟美的雙手沾滿革命烈士的鮮血，惡貫滿盈，“紅隊”隊員對他無比憤恨，上下義憤填膺，摩拳擦掌地尋找戰機。功夫不負有心人。經過細致耐心的追蹤偵察，終於搞得到了史濟美確切行蹤的情報。
提供這一重要線索的是李菊村。李菊村（有書稱，李菊村是一個中共變節分子的化名，李菊村是李士群的化名，待考——筆者注）原為中共地下黨員，被捕後動搖變節，但他後悔了，在隨國民黨特務抓捕應修人時，他出其不意反擊國民黨特務，逃離虎口，署名“蔡飛”，投書揭露國民黨特務捕殺革命誌士的內幕，並向特科提供了史濟美的行蹤、習慣。
6月14日晚，“甜心”妓院，燈紅酒綠，老遠就可以聽見的纏綿悱惻的色情曲調，令人感到肉麻惡心。妓院正門附近時有幾個塗脂抹粉、花枝招展的青樓女子正與路過的男人調情說愛或糾纏拉扯。正門右側不遠的拐角有一條布置雅致的花園裏弄，那些表麵一副“正人君子、修養高雅”的達官貴人，經常通過這裏從後門進妓院去摘取“路邊野花”。
史濟美比客人提前來到這裏。他下了小汽車即往弄堂走，腳剛踏進弄口，就覺得有不祥之兆。他想，平時“下三流”的人是不會在這裏走動的。當他警惕地握著槍柄時，槍聲已經大作，他還來不及還手即身中五彈：耳下、上唇和胸部各中一彈，頭頂命中兩彈。史濟美雖拚死掙紮到“甜心”門口，終因流血過多，一命嗚呼。原來，這些“下三流”打扮的是化裝的“紅隊”隊員，領頭的是“紅隊”隊長鄺惠安。他們已在這裏埋伏多時，當他們看到遠處的史濟美乘坐的4223號小汽車往這裏開來時便紛紛閃入裏弄。擊斃史濟美後，“紅隊”隊員還從他的口袋裏搜出一份上海地區“待捕共產黨嫌疑犯”的名單，這位反共頑特至死之前還念念不忘捉拿捕殺共產黨人。